第一，機遇之改革與調整。近些年，高投資帶來的高能耗與高汙染、收入分配差距帶來的社會經濟衝突以及過度管製帶來的創新不足，促使重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基石的唯一選擇就是改革和調整。而“新常態”帶給中國經濟下一輪發展的最大禮物，就是這種改革與調整共識的形成。
第二，機遇之構建“大國經濟效應”。我國在GDP穩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時，其市場份額和消費規模也大幅度提升，“大國經濟效應”開始全麵顯現。首先，生產效率的提升使中國在世界市場的份額並沒有下降；其次，中國消費規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長，中國開始從“世界工廠”轉向“世界市場”；再次，在內外貿一體化的作用下使中國經濟的穩定性和抵抗世界經濟波動的能力大幅度上揚。
第三，機遇之構建多元增長極。雖工業化紅利開始衰竭，但一定要看到中國經濟縱深的厚度和寬度。中國產業的梯度大轉移不僅大大延緩了中國工業化紅利消退的速度，同時通過構建多元化的增長極使中國空間布局更加科學。
第四，機遇之構建第二次人口紅利。我國每年700多萬大學生畢業壓力已經使大學生就業起薪與農民工平均工資開始拉平。而這恰恰說明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經為中國產業升級準備了大量高素質、低成本的產業後備大軍。以大學生和人力資源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紅利開始替代以農民工和低端勞動力為核心的傳統人口紅利。
第五，機遇之“中國創新”的轉型。在粗放式發展模式走到盡頭的同時，中國創新發展模式已經嶄露頭角：專利申請大幅度提升；R&；D經費支出進入高速度、中等強度階段；技術市場活躍程度大幅度提升；高技術產品出口大幅增長；邁入科技論文大國的行列；擁有世界最龐大的科學技術研究人員。這些都說明 “中國製造”開始向“中國創新”轉型。
第六，機遇之“大升級”。在市場、技術、人力等多方麵的作用下，中國經濟開始出現全麵升級的勢頭：首先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時，開始從過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為主體的工業化消費轉向以高端製成品和服務消費為主的後工業化消費；其次產業在需求拉動下，開始大幅度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知識與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國升級版經濟的雛形開始顯現。
第七，機遇之全球開放。中國開始從“商品輸出時代”轉向更為高級的“資本輸出時代”；以區域性自由貿易區的構建全麵強化中國開放的板塊效應；以“一帶一路”為核心展開中國空間戰略與開放戰略全麵對接，並通過互聯互通打造中國新的國際合作格局；以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構建，打破歐美一統國際金融的格局。這些帶給中國前所未有的“大開放”和全球布局的機遇。
三、從“中國事件”看我國對“新常態”經濟的應對
習近平同誌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別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構想。“一帶一路”作為典型的“中國事件”，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曆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積極主動地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一帶一路”的提出，不難看出“創新正在成為改變中國經濟遊戲規則的力量，”德賴斯代爾說，“中國正迅速成為一個充滿創新機會的中心，而這幾乎是一場未被注意的革命。”
總結上文闡述，在真正麵對“將要改變中國經濟遊戲規則”的“新常態”經濟時，我們應該采取怎樣的措施來更好的發揮創新優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