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還是先從“風骨”說起。
打開《新華字典》，“風骨”有兩條解釋：一是指人的氣概、品格；二是（詩文書畫）雄健有力的風格。
查閱《辭海》，“風骨”也有兩條注解：一是品格、骨氣；二是古代文學藝術術語，有一長串引之《文心雕龍》的注釋……風骨是根植於作者豐沛誌氣基礎上的剛健明朗的作品風貌，也稱較能反映社會政治現實、格調比較勁健的作品為有風骨。
從大意上看，《新華字典》和《辭海》對風骨的解釋基本一致。
劉勰在《文心雕龍·風骨》中說：“惆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生焉。”
這裏說的都是風骨，如果將“建安”和“風骨”放在一起，此“風骨”還是彼“風骨”嗎？
所謂的建安風骨又是什麼呢？是不是還跟雄健有力聯係在一起，或者有其它特定的意義？要了解這些問題還必須從“建安”出發。
“建安”是東漢末代皇帝的年號，在《三國演義》熱播多年的今天，無人不曉。這裏的“建安”與那段混亂的曆史有關。亂世造就英雄。而那段紛繁複雜的曆史也成就了中國曆史上可圈可點的一種新文學，即“建安文學”，具體來說就是詩歌。中國詩歌史上真正意義上的五言詩就產生於那段時間。
可以說，建安詩歌是中國詩歌的青春期，沒有建安詩就沒有唐詩宋詞。
二
先秦兩漢是詩歌的荒漠。
致力於文學史研究的專家們發現，從先秦到兩漢400餘年，詩歌史上幾乎一片空白。秦朝曆史太短，沒有也罷。兩漢在中國曆史上影響深遠，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詩歌的貧乏症？
漢代的主要文學形式是賦，即漢賦。賦的源頭是春秋戰國時期荀子的《賦》和屈原宋玉的《楚賦》，發展到漢代，形成一種比較成熟的文學形式。漢賦的特點是辭藻華麗、雄宏巨製，也符合注重經學經術的漢儒的口味和學士們的性格。
或許，正是這種過濃過重的經學氣，壓抑了文人的詩意和文學的想象力，發展了賦，撂荒了詩，以至於兩漢無詩。
兩漢真的無詩嗎？
漢代兩司馬，說的是司馬相如和司馬遷。司馬相如是漢賦大家，對兩漢文學影響很大。但他是依附於朝廷的禦用文人，他工於心計作的都是歌功頌德的官樣文章，為後世不齒。而司馬遷用生命書寫的《史記》，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由此可見，文學反映社會現實，不是政治的附屬品。文學的這種獨立性，就是文學的生命力，也是藝術的獨特魅力。
然而，秦漢時代是有詩歌的。項羽的《垓下歌》、劉邦的《大風歌》和《鴻鵠歌》，都是當時極佳的雜言詩，其實是口語詩，帶有民歌味道。“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字裏行間充滿了英雄末路的悲涼。美人虞姬還有一首《和項王歌》：“漢軍已掠地，四麵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樂生！”情真意切，令人悲婉歎息。這就是司馬遷筆下的千古絕唱：霸王別姬。
劉邦擊敗項羽稱帝後，先後殺了韓信和彭越，又剿滅了英布叛亂。這三個人是西漢王朝的大功臣，也是劉邦政權穩固的心腹大患。所以，滅了英布後，劉邦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凱旋途中順便回了一趟故鄉，他內心非常感慨，作了一首《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應該說，這短短三句詩，高度概括了一代帝王開創帝業的雄心壯誌和鞏固四方的躊躇滿誌。與項羽的《垓下歌》形成鮮明對比，一個是失敗者的悲歎，一個是勝利者的悲歎。真所謂勝者為王敗者寇。
而劉邦晚年欲廢太子劉盈，另立受寵的戚夫人所生的兒子如意。呂後得到張良指點，招商山四皓做了太子的老師。劉邦看到太子羽翼已經豐滿，長歎一口氣對戚夫人說：唉，你跳楚舞，我給你唱楚歌。劉邦唱的就是這首《鴻鵠歌》。“鴻鵠高飛，一舉千裏。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墩，上安所施。”
誰是真正的勝者？
勝者之悲歎與敗者之悲歎，誰之悲更深？誰之歎更沉？
時間給我們的答案是公平的。
除劉項直抒胸臆充滿血性之詩外，還有漢武帝劉徹的《瓠子歌》、《天馬歌》、《秋風辭》，尤以《秋風辭》纏綿流麗，堪稱帝王詩中的佳作。“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香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黃中流兮揚素波。蕭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這些詩歌無疑是兩漢時期的佳作。漢代詩歌以騷體詩為主，風體詩和雜言詩並行，沒形成什麼特點。要說有特點，應該是《漢樂府》。漢樂府詩最初產生於民間，漢武帝時期成立了專門的機構負責收集整理編排。也可以說，它是充分吸收了秦漢民歌民謠的精華，成為一種宮廷藝術形式，也被文學家們喜愛和推崇，但作品整體上成就不高。比如司馬相如、淮南王劉安、東方朔、李陵、班固等的詩作遠比不上他們的賦，由此可見漢代詩歌的貧血。漢樂府流傳最廣的，是《長歌行》，算是樂府詩中的經典之作了。
《長歌行》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
長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複西歸。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而劉細君，這位中國曆史上第一位“和親公主”，她離開長安遠嫁異邦，實際上充當了一個“政治禮品”的角色，她對曆史功不可沒。而她所作的《烏孫公主歌》，將個人命運與那個時代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確是兩漢不可多得的極具個性色彩的詩作。“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
這首思念故土親人的詩，無意間突破了“詩言誌”的樊籠。這在中國詩歌史上是一件大事情，當時的人們或許並沒有注意到，而她卻對詩歌發展產生了巨大作用。因此說，劉細君是西漢不可忽略的女詩人。
三
建安十六年的兩個關鍵詞：漢音，魏響。
時間進行到公元211年，即漢獻帝建安十六年，一個人對著千裏江山輕輕咳嗽一聲，曆史深處，有一道門轟然打開。
這道門就是一道時光之門。
這個人就是東漢末年大名鼎鼎的政治家、軍事家、詩人曹操，他當時的政治身份是東漢朝廷的丞相。
這年秋天，他率領大軍擊敗了馬超、韓遂等關中諸軍，獲得大勝，他的曹魏大旗，正以銳不可擋之勢替代那已陳舊發暗的搖搖欲墜大漢王朝的旗幟了。
現在，這一道門不但是政治意義和軍事意義上的玄機，而且在文化層麵，也發出了一種新聲。也就是說，雖然漢朝的年號還存在，實際上，曹魏時代的鍾聲已經敲響。後來的史學家們說，就是那一年打開的那道時光之門，裏麵的是“漢音”,走出外麵的，就是“魏響”。
這就是中國詩歌的新聲。獵獵西風—─
建安十六年，金秋十月，秋高氣爽，曹操在銅雀台設宴群臣，慶祝這座高台的竣工。據曆史記載，銅雀台建築群應該是兩台三樓，規模宏偉。關於銅雀台，有個傳說。說曹操夜宿鄴城，半夜夢到金光由地而起。後來手下人挖掘出一隻銅雀。謀士荀攸說：昔日舜母夢見玉雀入懷而生舜。今主上得此銅雀，是吉祥之兆。曹操非常高興，決定在此建一座規模宏大的銅雀台。
曹操建這座高台的真實目的是什麼？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表麵上看是他向世人炫耀其平定四海之功。實際上是他為了霸業，以顯示自己的王者之氣勢。其實是世人誤讀了曹操，把他看得過於簡單了。作為一代政治家，曹操花那麼多錢造這麼大的樓台，僅僅是為了心中的霸業嗎？
那個病怏怏的朝廷有什麼可留念的？它既沒有往昔的威武，又沒有賢明的君主，諸侯割據，戰亂不斷，百姓受苦，維護它的，與其說是傳統觀念作祟，倒不如說是文化裏的劣根。那就是忠君思想，儒家理論道德的核心之一，而這種觀念走向極端，就是不辨是非的愚忠，是應該批判的病灶。而這個病根，恰恰是我們文化裏的一根軟肋。中華文明毫無疑問是博大精深的。但是，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再博大精深的文化也一樣有軟肋。
關於這一點，曹操似乎非常清醒，也非常憂鬱。
他到底在憂鬱什麼呢？
他知道這個末路王朝已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他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但是，他還是憂心忡忡，為天下也為自己。
其實早在3年前，即建安十二年，他東征烏桓時作了一首《觀滄海》，表達了內心深處的願望和誌向。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
幸甚至哉，歌以詠誌。
曹操這首四言詩實屬佳作，也被譽為早期的山水詩。而曹操的內心世界，又有幾人能懂呢。從某種意義上講，曹操是漢朝傳統文化的堅守者，也是叛逆者。說他是堅守者是因為，曹操最終沒有篡漢，除了時機之外，至少他心中是有顧慮有壓力的，這種壓力就是內心深處的傳統觀念。這也是他憂鬱的一方麵原因。
曹操飽受儒家文化教育，然而他的思想卻是叛逆的，他的這種叛逆是有原因的。
曹操生於公元155年，那是東漢中後期，可以說恰逢亂世，宦官亂政、外戚專權、黨人幹政，青年時期的曹操經曆了這一切，也看透了這一切，黃巾之亂時他恰逢時機地走上政治舞台。然而，由於出身問題，他備受歧視。曹操的父親曹嵩原本是宦官曹騰的養子，他的這一身份受到士族，甚至普通文學青年的鄙視，直接影響了他的發展和後來的思想觀念。參與討伐董卓之後，他擁有了自己的武裝，開始南征北戰，誅呂布，平袁術，滅袁紹，東征烏桓，南破劉表，西擊馬超，縱橫天下。
這時候的曹操擁有北中國的大片土地。雖然東漢皇帝依然存在，曹操實際上“挾天子以令諸侯”，北中國遼闊的地域已經姓曹了。現在的曹操又在想什麼呢？
曹操不愧是個偉大的政治家，他的詩歌的想象力同樣偉大。
現在看來，曹操的叛逆是很可愛的。他這種叛逆不是要背叛這個民族，而是在一種僵化迂腐的思想禁錮中尋求解脫。推陳出新是曆史的進步。
作為詩人，曹操覺醒了，開始了自己的行動。
影響中國文學的建安詩歌就這樣誕生了。
曹操異想天開，開始了新文化運動──五言新詩寫作。可以說，他的五言詩開新文學之先河，他用創新的藝術思想激活萎靡的詩歌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這是當時的人們無論如何也無法想到的。後來人呢？當我們感覺到這一點，再稍微想想也就理解了。
曆史上，有些事情看起來非常偶然，其實也是必然的。
事實上，在建安十六年之前，除曹操之外，曹丕、曹植及建安七子均沒有五言詩。
曹操本人的新文學嚐試早在建安初年就開始了。可以說，他創作出了真正意義上的五言詩。曹操最早的五言詩應該是寫於建安二年的《薤露行》，很明顯是四言詩句子中間加了一個虛詞的五字詩，還算不上完整。而寫於建安三年的《蒿裏行》，可以算是第一首五言詩。
《蒿裏行》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凶。初期會盟津，乃心在鹹陽。
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
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對於中國詩歌史上第一首五言詩的確定，文學研究家們始終在班固的《詠史》和曹操的《蒿裏行》上爭論不休。
《詠史》
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蒼令有罪，就遞長安城。
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
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
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班固的《詠史》，看是五言詩，其實是四言詩的擴展，比曹操的《蒿裏行》，無論形式還是內容都差的很遠。正如鍾嶸所批評的：“質木無文”。孔融在建安十三年作的《臨終詩》，看是五言詩，其實也非常粗糙，基本上就是在四言詩中間添加了一個字，並沒有實際意義。曹操在建安十一年作的《苦寒行》，風格大有變化，詩中出現了意象式的景物描寫，具有主體抒情意味，這就是一種變化，也為他的五言詩打下底色。
事實上，與曹操同時代的詩人，大多數作品都是樂府詩和四言詩。蔡文姬的《悲憤詩》、曹操的《蒿裏行》都是典型的樂府詩，《苦寒行》自然也有樂府詩的韻味。
漢樂府、歌謠和歌行的區別在於：漢樂府是漢代宮廷樂府機構的樂府詩。漢代還流行民間樂府詩，《有所思》、《上邪》、《江南可采蓮》就是優秀之作。
歌與謠的區別：有琴瑟之比，有曲章的是歌；無樂器伴奏，無曲章的是謠。歌行，是漢魏時代的音樂術語，“歌”指歌唱，“行”指音樂伴奏，也就是樂曲、器樂曲。比如曹丕的《燕歌行》、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等。
兩漢詩人基本延續《詩經》詩言誌的道路，以騷體詩、四言詩為主，樂府詩、雜言詩並行，屬於“漢音”。建安十六年之後，踏上意象和意境式詩學之路的詩歌才是“魏響”。
到了建安十六年後，三曹和建安七子（實際上是六子，孔融在建安十三年已死。據說這位漢末名士，孔子的20世孫，因藐視曹操被其所殺。）突然開始了五言詩的創作。而且，在那段時間，好像隻有他們幾個人在寫五言詩，他們周圍的人，包括當時的一些文人都沒有真正的五言詩，這是非常奇怪的現象。並且到後來好長時間，五言詩一直是北方人在寫，南方幾乎沒人會寫。
應該說，當時五言詩產量最高的，肯定是曹植。現存的五言詩中，曹植50餘首，曹丕20餘首。王粲被譽為“七子之冕”，現存五言詩15首。孔融去世較早，可以說沒有五言詩。其餘五子，除劉楨有20首、阮瑀12首外，徐幹、陳琳、應瑒三人均不足10首。
這就是當時的五言新詩現狀，也是三曹六子的詩歌成就。
從四言詩到五言詩，雖然僅僅多了一個字，但意義卻非常之大。四言詩的特點是“文約意廣”，文字簡約而底蘊豐厚。五言詩的容量擴展非常巨大，並且音節韻律跌宕起伏，增加了豐富的內涵和無限的藝術美感。正所謂:“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
然而，就是這麼簡簡單單的一個字的增加，時間卻跨越了800年，甚至更漫長的時間。難怪當代學者們感慨地說：三曹六子一小步，中國詩歌一大步。確實如此。
這就是9個人的詩歌時代，就是曆史上赫赫有名的建安詩歌。
高台巍峨，時光悠悠，仿佛他們在建安十六年那場宴會上突然接受了詩神的旨意，受到千年銅雀的某種啟示和點化，或者接受了某種神秘信息，使他們集體頓悟，神領意會，瞬時學會了五言詩寫作，並且擔當起五言詩的發展重任。
那一年，曹操任命曹丕為五官中郎將，劉楨、徐幹等人被任命為文學侍從。文學侍從具有專職文學寫作功能。從那時候起，建安新文學時代開始了。
其實早在前一年，即建安十五年，赤壁大戰失敗後，曹操就頒布了一道《求賢令》，主旨是：“唯才是舉”。這一舉措，對於獨尊儒術的漢代傳統思想毫無疑問是一次顛覆，對後世影響也非常之大。
可以說，曹操的一張《求賢令》吹響了建安時代思想解放的號角。從一定意義上，《求賢令》也為建安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四
曆史上有些事情非常奇怪，比如曹氏兄弟和建安六子，他們的五言詩是如何寫作的？
建安十六年，曹氏兄弟在他們的父親曹操的鼓勵下進入詩歌創作熱潮。當然，跟他們一起創作的，還有他們的文學侍從，劉楨、王粲、徐幹等一班文學才俊，他們在一起遊園，飲酒，談詩。那段時間，“遊宴詩”成為他們寫作的主要題材。他們從南皮一路遊到西園，他們一路遊玩，一路吟詩，在快樂的遊樂中，他們確實也寫了大量的詩歌，都是樂府詩味道的遊宴詩。遊宴本來就是娛樂，他們的詩作也免不了娛樂性質，為文造情，為詩而詩在所難免，不過都是即興而做。這樣，他們的詩句不經意間就多了些身邊的人和事，多了些現實的寫景和抒情。從一定意義上，這些隨意添加的人和事的小情節，情和景的抒發和描寫，極大地豐富了寫作情趣和內容。
他們並不知道，他們無意間打開了寫作的另一麵窗戶——女性題材的寫作，成為後來詩歌詞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題材。
建安十七年，應瑒的妻子去世，曹丕等人以此為題材吟詩作賦，曹丕作一首《寡婦詩》，又作了一篇《寡婦賦》。劉楨、徐幹這些文人自然都作了，但大部分作品已經遺失在曆史塵埃裏了。然而，這卻是建安時期女性題材詩歌的開端。
建安十八年，曹操命人新修水利，開始了“引漳水入清、洹水以通河槽”的浩大工程。這是一項利國利民的大事，但是在當時那種條件下，由於工具和人力等原因，工程建設非常艱辛。曹丕帶著一幫文學侍從經常在工地上巡視，耳聞目睹了許多有關清河纖夫新婚別妻場景，一時感慨，即興作詩。曹丕作的《見挽船士兄弟辭別詩》中有“舍我故鄉客，將適萬裏道。妻子牽衣袂，落淚沾懷抱。”徐幹作的《於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詩》中有“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這些詩歌，既有場景渲染也有細節描寫，有鋪敘有抒情，這是他們之前少有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