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的麵孔》出版後，我去給陳先生送書。在石油大學某小區門外，花了不足百元，我買了水果與鮮奶等，拎著它們，叩開了陳先生的家門。但剛一落座，陳先生卻取出一條“黃金葉”香煙，執意塞到我的手裏。不要不行，他的態度異常堅決。這條“黃金葉”，是此類煙中的極品，為小盒包裝，據說市場價七八百元。坐在沙發上，啜著他給我沏的茶水，我把召開這部書研討會的大概設想，簡單地告訴了他。
研討會召開前夕，凡是邀請到會的專家，能拜見的，我盡量一一登門拜見。但作家們大多比較忙碌，並非人人都安坐於家。肖雲儒先生和李星先生正在外縣開會，他們叮嚀我把書和請柬放到小區的保安那裏。賈平凹先生的請柬，是委托他人捎去的。電話裏的陳先生否定了我的造訪，他說：“為一張請柬把自己搞得那麼辛苦弄啥哩嗎？發一個信息就行了，把時間地點寫清楚就可以了！”
會議的前一天，陳先生主動給我打來了電話，一一核實了時間地點等。我提出用車去接他，遭到他的斷然拒絕——賈平凹先生也拒絕了車接車送——會議是早上八點五十開始，大約八點二十左右，陳先生與賈先生幾乎同時抵達會場。為在會上發言，陳先生顯然做了充分的準備。他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了四五頁寫得密密麻麻的紙，然後瞅著紙上的內容，一條一條地講述著。整個發言，長達半個多小時。發言中間，他出現了身體上的不適——停歇了大約半分鍾，這種症狀，他曾私下給我透露過。因此，當許多人不明就裏時，我卻為他捏著一把汗，並深深地內疚與自責。
會議完畢，我委托朋友依照原始攝像，把每個人的發言都整理成了文字稿。整理完不久，我接到了陳先生打來的電話，詢問我是否將發言稿整理了出來，我如實以告。陳先生叮嚀我將他的發言稿交給楊毅兄，讓楊毅兄轉交於他，他要認真地將其校正一遍。此時已是春節的前夕，春節剛過，我就接到了陳先生的電話，說稿子他修改完了，將托楊毅兄轉送於我。春節期間，陳先生沒幹別的事，他把所有的時間與精力，都耗費在了修正發言稿上。陳先生特意叮囑我，讓我把修正稿打印出來後，返送他一份，便於他交由報刊發表。
從楊毅兄那裏拿到修改稿，我感動得無言無語。長達七頁的稿件，被陳先生勾勒得宛若一張張蛛網似的，密密麻麻。從一個字，一個標點，到一句話，一個段落，他都仔細斟酌，並精心地予以了修訂。從紙麵上，我依稀看到他埋首夜燈的嘔心瀝血，依稀看到他麵壁而坐的苦思冥想。
《文藝報》在文學界的地位眾所周知。評論家蘇育生先生針對我的散文，曾寫過一篇兩千多字的評論，幸被《文藝報》刊用，但那畢竟是十幾年前的事了。《時間的麵孔》出版後，我全然沒有料到，高不可攀的《文藝報》，竟會對我如此慷慨。它先是在版麵頂端的位置，辟出少半個版，刊登了書籍的封麵、陳先生的推薦語和南京大學學者何同彬的評論。研討會之後，它又在頂端顯耀之處，揮霍了多半個版麵，極其醒目地刊出了會議專家的發言摘要。大約八點鍾，我的手機響了起來，一接聽，是陳先生打來的。陳先生以為我還沒有看到《文藝報》，他打電話，是專門告訴我這個消息的。在電話裏，陳先生的言語飽含著關切，洋溢著快樂，仿佛我的點滴收獲，已儼然化為了他的收獲。
去年冬天，山東《大眾日報》文體部主任、作家逄春階先生來西安采訪，想見一見陳先生，托我從中牽線聯係。逄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了，他的願望，我豈能置若罔聞？我打電話給陳先生，陳先生盡管雜事纏身，疲累不堪，但他還是答應了我。於是某個晚上，陳先生預訂了美術學院一旁“蕎麥園”餐廳的包間，我們在那裏會合。陳先生執意要做東，誰也勸不下他。就餐者僅五個人：除了陳先生、逄先生與我，還有逄先生的同事和楊毅兄。席間，逄先生對陳先生進行了現場提問，完了之後，我們合影留念。
自此至今，我再沒有和陳先生見過麵，但電話聯絡卻不曾中斷。期間，我兩次打擾他，麻煩他，他都不辭辛苦地滿足了我。
在文學界混日子，難免要與許多響當當的知名作家相遇。一個作家，一種姿態，一種性情，一種情調，並不整齊劃一，彼此差異很大。讓我佩服的作家很多——佩服許多人的妙筆生花，佩服許多人“功夫在詩外”運作能力——但從內心深處敬佩的作家卻甚為稀少。而陳先生，以自己質樸真誠偉岸的人格，以自己淡泊名利不計個人得失的大氣，以自己基督般對待世人的方式，徹底將我打倒，徹底將我征服。我並非一個看見別人哭泣自己就跟著抹淚的人，但陳先生，卻屢屢讓我感動與感懷。
平時，我稱呼陳先生為陳老師，但此刻，我更願意稱他為先生。先生是一個敬辭，它蘊含並強調的意思，並不在於人出生的早晚。先生之先，在於這位被尊為先生的人，在各方麵都走在了大眾之前。陳先生的修為，一般人難以比肩，他自然被我視為追隨的楷模，視為效仿的標杆。從他的身上，我讀懂了人與作品的關係：人格大，作品才大；沒有大人格，作品即使再錦繡一團，但終究都會宛若曇花萎謝。
如果說《白鹿原》是這個貧瘠的時代一部具有標本意義的作品，那麼，陳忠實先生一定會成為曆史的長河岸邊一尊化石般屹立的人物。這尊化石，因樸素而生輝，因博大而恒遠。
責任編輯 賈秀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