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是一個善於接觸群眾，經常與群眾進行思想交流的人。前蘇聯曆史學家、黨的活動家普·凱爾任采夫的《列寧傳》記載了這麼一段：1921年列寧來到高爾基城的一個小鄉村，列寧走進了草房……然後他開始和農民談話。他們先是像朋友間那樣風趣地談日常瑣事。當他們已經這樣打趣了半小時左右時，當他們把那些話題諸如糧食、巡邏隊、跑單幫的和投機商人談完了的時候——他們在列寧麵前拿這些事情說笑，列寧聽了他們敘述的這些欺騙行為也笑。這一切，作為題材，對他都是有用的——這時，伊裏奇就勢站起來開始清楚地用通俗的語言把新經濟政策告訴給農民。農民用心聽，他們之所以傾聽，是因為他們看到這個人確是為他們開辟了“一個新的未來、一個幸福的生活”。列寧在同農民的思想交流中，一方麵了解了農民的要求、希望，另一方麵，把新經濟政策傳遞給了農民，調動起了農民的革命積極性。
（2）說話水平與信息渠道
個人說話，無論是哪種形式——演講、報告、談話、答問、論辯、談判、推銷、勸勉，都無不蘊含著信息。其發布者借助口語的媒介將它傳送到接收者的耳朵裏，接收者便可從中了解情況、認識事物、獲得知識、確定態度。並且，這種信息的傳遞，無論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你都可能獲取。比如你徑直走在街頭，兜售商品的小販在那裏高聲吆喝，你無意去聽它，可它仍要傳入你的耳際，也許你就在這無意中認識了某種事物，獲得了某種知識。有意的信息獲取，借口語為媒介的，像聽報告、聽演講、聽講座、聽課等，它要求信息的接收者能主動地聆聽，以獲得自己所希望獲得的信息。
1936年6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腦子裏裝著諸如南京與延安究竟誰是誰非、國共兩黨的基本爭論究竟是什麼、中國共產黨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軍事和政治前景如何等“一些末獲解答的問題”，冒著生命危險來到陝甘寧邊區。通過與周恩來、賀龍、彭德懷、朱德特別是毛澤東的多次交談，他獲取了他所希望的信息，他的疑問全都得以解答，並寫成文章向全世界報道。後來他將這些文章寫成《紅星照耀中國》。比如他最為關心的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人今天的基本政策是什麼？這個問題，他已經同中共其他領導人作了多次談話，但他希望得到毛澤東本人的明確回答。在毛澤東居住的窯洞裏，他獲取了這樣的信息：“今天中國人民的根本問題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我們蘇維埃政策決定於這一鬥爭。日本軍閥希望征服全中國，使中國人民成為他們殖民地的奴隸。反抗日本侵略的鬥爭，反抗日本經濟和軍事征服的鬥爭——這就是在分析蘇維埃政策時必須記住的主要任務。”於是他釋然了。
朱鎔基總理1998年4月3日，在出席倫敦召開的第二屆亞歐會議期間，與英國首相布萊爾會晤了90分鍾。據法國《論壇》報道說：“唐寧街10號首相府的發言人說，托尼·布萊爾聚精會神地聽朱先生向他詳細說明了他的非常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首相聽得都入神了。”日本《東京新聞》對此則報道說：應布萊爾首相的要求，朱鎔基總理熱誠地介紹了中國改革的情況，而且還不時摻雜著英語進行說明。會晤結束後，布萊爾感慨地說：“非常佩服朱總理的實踐經驗。”這說明，布萊爾在與朱鎔基的會晤中，獲取了他所希望獲取的信息，並得到了滿意的結果。
（3）說話水平自我保護
人在社會生活中難免會受到來自社會方方麵麵對自己身心、權益的傷害、指責等等。對此，你如果不甘受辱、受屈，總要伸張正義，總要討個說法，以保護自己。而在很多情況下，你是無法以其他形式來達到自我保護的目的的，最靠得住的是自己的嘴。隻要能夠說話，就一定要說，抓住時間、尋找機會以口才辯誣、申述、宣傳，進行自我保護。
司馬光在他的《資治通鑒》中記錄了這麼一件事：“上嚐謂敬德日：‘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日：‘臣反是實，臣從陛下，征發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問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為之流涕，日：‘卿複服，朕不疑卿，散語卿，何更恨耶。”在封建王朝，往往是“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鷹犬烹。”君王猜疑、不信任功臣之事時有發生。唐太宗猜疑尉遲敬德，好在他還能直接去問，這就使尉遲有了自辯的可能。尉遲的自辯是很高明的——抽象肯定，具體否定。你皇帝說我反，我就先承認我反，然後舉證說，自己忠心耿耿追隨皇上南征北戰，好不容易在敵人刀鋒箭簇下活了下來，現天下平定了反倒會謀反嗎？並脫掉衣服，讓皇上看累累傷痕，這才打消了皇上的猜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