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說話水平與經濟動態
1998年3月，剛剛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的朱容基在記者招待會上鄭重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就這麼一句話，就對深受金融風暴困擾，一直動蕩不安的亞洲經濟形勢起了很大的穩定作用。
1998年4月，在英國倫敦召開的第二屆亞歐會議上，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於第一輪發言中談到，日本經濟遇到了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困難。當天，日本東京交易所日經指數大幅度下降。兩天後，橋本首相在第二輪發言中又談到，日本經濟雖然遇到了困難，但並未到崩潰的邊緣，現正在複蘇，前景看好。當天，東京日經指數又大幅度上升。
鑒於“士不言通貨財”的訓誡，我國典籍中關於經濟活動的內容甚少。但由於經濟活動的客觀存在，不言又不行。因此，有不少哲人有過些許促進經濟發展、規範經濟活動的言辭。如《國語·周語上》就提出：“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左傳·昭公十年》則強調：“義，利之本也。”這實際是指出了經濟活動應遵循的原則：從事經濟活動，不講利當然不行，但見利而忘義，一切向錢看，就有誤了。就是反對人們講經商營利的荀子，也言：“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之之利也。”意思是說，不給百姓利益，而卻要從百姓那裏獲取利益，不如給百姓利益而後再從百姓那裏獲取利益更為有利。管子講得更明白些：“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這些言辭，都是很有眼光的辯證見解，對我國曆代的經濟活動都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1934年1月，毛澤東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作《我們的經濟政策》的演講，除詳盡闡述蘇區以農業生產為第一位的經濟政策外，還強調了經濟貿易的問題；具體還談到市場營銷中的市場占領、產銷對路。這對當時重農輕商的經濟活動是一個很好的引導。1942年，由於日寇的野蠻進攻和國民黨的包圍封鎖，解放區的經濟發生極大困難。究竟怎樣度過難關，前景如何，黨內外都有許多疑慮。為此，毛澤東於12月在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的講話，要求全黨努力領導人民發展農業生產和其他生產，號召機關、學校、部隊盡可能實現生產自給，從而掀起轟轟烈烈的解放區大生產運動，粉碎了日寇的進攻和國民黨的封鎖。1945年1月，他還在陝甘寧邊區勞模大會上發表了《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的演講，指出我們就要攻入城市、收複失地，過去的思想、方法已不適應，要學會做經濟工作。於是一個講經濟、學經濟的熱潮在邊區興起，為以後奪取城市、收複失地，在思想上、實踐上、幹部上都準備了條件。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他的每一次談話，哪怕隻言片語，都會在中國的經濟活動中掀起巨大的波瀾，甚至波及世界。如1982年10月14日在同國家計委負責人談話中，言簡意明地指出：“農業的發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學。”1992年初，他視察南方，沿途就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發表了許多談話，如解放生產力問題、市場經濟問題、“三資”企業問題、“兩手抓”問題、發展速度問題，等等。這對中國後來宣布建立市場經濟體製、大力引進外資、高速發展經濟、嚴厲打擊經濟犯罪都起了奠基的作用。
說話水平在商貿談判、產品推銷、技術引進等經濟活動中的突出表現，比比皆是。可以說，這類活動，凡是成功的，無不與高超的說話水平有關。比如1951年我國為發展航空工業，派重工業部部長何長工率團赴莫斯科。何長工與前蘇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的數輪談判，二機部四局副局長油江與前蘇聯航空工業部對外聯絡司司長德沃連欽科反複談判，二機部部長趙爾陸與前蘇聯航空工業部長捷明傑夫的多次談判，都是艱苦卓絕、鬥智鬥勇的較量。談判中，他們充分展示自己的口才，既表達了我們希望幫助的願望，又堅持了自力更生的立場，維護了國家、民族的尊嚴。
（4）說話水平與社交活動
說話水平，作為一個人語言的說服力、吸引力、感染力，它在交際中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美國企業家戴爾·卡耐基說過：“一個人的成功，85％取決於社交，15％取決於才能。”看來人際關係更多是依賴於說話水平。
凡在社交場合裏，人們大體可分為三種：愛說話的，愛聽人說話的和看來不愛說也不愛聽的。第一類愛說話的，你若輕輕用一兩句話挑起他的話頭，他便會一直說下去。你隻要具備忍耐涵養的功夫，不管他說得有無趣味，仍能細細聽著，那麼他就大為滿意，即或你一句話也不說，也可能引你為知己。第二種愛聽不愛說的人，對談話很感興趣，生性雖不大好說話，但卻愛聽別人說話，不到非不得已時，話以少說為佳，因為聽話便當，說話而能討好卻不容易。但如今碰到了對頭，你若不說，這局麵就不易維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