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中唐以後的唐宋時期，茶宴是一種較常見的存在，既是文人士夫聚會宴飲的文化生活現象，也是叢林禪僧聚集傳燈講法參禪悟道的一種形式，也是文人士夫與老莊之徒交往中的一種形式，也是社會民眾日常生活現象。而叢林茶宴與文人士夫的茶宴，互有影響，互有交集，也可謂是三教合流的曆史文化潮流中的一個具體現象，也是中國茶宴文化的特點。
文人士夫充滿禪悅禪趣的茶宴，是叢林之外禪茶的曆史基礎。發展至北宋，茶宴之禮在叢林中日益重要，廣泛實施，最終在清規中備載叢林茶湯盛禮，形成實質上的中國禪茶文化。
六、清規與禪茶
魏晉時期開始，隨佛典的翻譯以及傳教的逐漸流行，信眾日漸增多，出現了以某位譯經僧或者以某寺院傳法基地為中心的僧團，而為了管理僧眾，在佛教典律尚不甚完備的曆史條件下，佛圖澄弟子道安（314或312～385），首創以參照現有戒律根據中國實情製定僧團規範，其令竺佛念、曇摩持、慧常等譯出“十誦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為整備戒律而“著僧尼軌範及‘法門清式二十四條’”。據梁慧皎所撰《道安傳》：“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製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食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雖然此二書皆已不可見，但可以說後世所傳之僧製、清規類典籍，皆源自道安之僧尼軌範及佛法憲章（法門清式）。與道安同時的支遁（314～366）、稍後的道安弟子慧遠以及道宣等僧人，也在僧團規範製度方麵做了探索性建設：“又支遁立《眾僧集儀度》，慧遠立《法社節度》。至於宣律師，立《鳴鍾軌度》，分五眾物儀，章服儀，歸敬儀。此並附時傍教，相次而出。鑿空開荒，則道安為僧製之始也。”至南北朝時期，佛教戒律逐漸完備，諸宗派大小乘戒律皆為奉行，且具本土化特色，比如戒斷酒肉等。
隋唐以來，禪宗大興，六祖慧能（638～713）南宗禪在戒律方麵提倡“無相戒”法，“自歸依三身佛”。慧能的再傳弟子馬祖道一（709～788）提出“平常心是道”的命題，提出“隻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馬祖以後，宗風的變化，加之種種的曆史機緣，禪宗在中國迅速發展，僧團不斷擴大。道一的法嗣百丈懷海禪師有感於禪宗“說法住持，未合規度，故常爾介懷”，因而別創禪林，改變禪僧寄居律院的局麵，並且大約在自唐順宗至憲宗的十幾年間（805～814）製立禪門共居規約《禪門規式》，在戒律方麵完成了中國化的轉變，從製度上保證僧團的管理與發展。
宗賾是宋代雲門宗第六世高僧，同時又被奉為“蓮社五祖”，在淨土宗中亦有頗高的聲名。鑒於雖然懷海規式依存，但是“而況叢林蔓衍，轉見不堪；加之法令滋彰，事更多矣”，因而“隨機而設教”，更為詳細地製立規範——《禪苑清規》。
“叢林以茶湯為盛禮”，《禪苑清規》共78條目中有超過60%以上的48條目涉及茶湯禮，其中兼及茶、湯的有39條，單獨言茶的7條，單獨言湯的2條，足見茶湯之禮在叢林生活中的隆盛。其茶禮，從受戒出家，到上堂、念誦、小參，直至冬夏四節茶禮，諸節齋會，日常生活，直至遷化，無一不有。
在後出的宋元諸清規中，《禪苑清規》中茶禮的內容被不斷地重複和細化。如南宋佚名《入眾須知》將“茶榜式”、“夏前特為新到茶單狀式”、“首座夏前請新到茶狀式”、“茶湯榜式”、“首座請茶狀式”等茶湯榜狀的書儀形式具體開列。金華惟勉《叢林校定清規總要》（鹹淳清規）更是詳細繪製了“四節住持特為首座大眾僧堂茶圖”、“四節知事特為首座大眾僧堂茶湯之圖”、“四節前堂特為後堂大眾僧堂茶圖”、“諸山法眷特為住持煎點寢堂廟坐之圖”、“諸山特為住持煎點寢堂分手坐位之圖”、“特為新舊兩班茶湯管待之圖”、“夏前住持特為新掛搭茶六出坐位之圖”、“夏前知事頭首特為新掛搭茶八出之圖”八幅茶圖，同時還開列了“知事請新住持特為茶湯狀式”、“住持請新首座特為茶牓式”、“四節茶湯牓狀式”、“夏前請新掛搭特為茶單式”、“頭首點眾寮江湖茶請目式”多種茶湯榜狀單目式。直到元東林弌鹹《禪林備用清規》、德輝《敕修百丈清規》，其中相關於茶禮的內容又各有繼承和創新。它們與《禪苑清規》一起，為研究佛教茶禮，提供了最為翔實的曆史資料（從諸幅茶圖中，可以看到當今日本建仁寺、東福寺等依然保存和施行的四座茶禮的藍本）。
清規裏的茶禮，就是實際施行的禪茶。研究《禪苑清規》茶禮，可以看到如下特點：一、清眾為叢林茶禮之根本；二、四節茶會為叢林茶禮之盛典；三、職事任免茶會為叢林茶禮之常務；四、僧眾茶會、居常茶禮為叢林茶禮之基礎。
四節：結夏、解夏、冬至、新年，是宋代禪宗寺院最重要的節日，於此時所舉行的茶湯禮，是寺院最重要的儀式、禮節。南宋末金華惟勉《叢林校定清規總要》雲：“叢林冬夏兩節最重，當留意檢舉。”從中可以看到宋代禪寺完整的茶會儀式禮節。
四節茶會，共舉行三日。由寺院住持人及知事、頭首（《禪苑清規》常稱之為堂頭、庫司、首座），即寺院管理層和帶領大眾修行的高僧，分別為下一級職級者或首座和大眾舉行的茶會盛典。從舉辦的地點來看，分為兩大類：一是住持人（常稱堂頭和尚）在方丈（又稱堂頭）舉辦，稱為堂頭煎點；二是住持、知事、頭首在僧堂（或稱雲堂）舉辦，稱為僧堂內煎點。其程序禮儀基本相同，隻是在請客步驟略有差異，以僧堂內煎點為例，四節茶會的程序禮儀如下：
1.茶榜請客。
2.鼓板集客。
3.問訊燒香。
4.吃茶。吃茶程序共有三個步驟，包括二茶一藥（藥當指點心之類）。
5.謝茶。
6.送客。
而參加茶會者的禮儀，可以從新到僧對茶湯之禮的學習實用中看到。新到僧人入寺後首先要習熟的是赴茶粥與赴茶湯之禮，以使出堂入堂、上床下床、行受吃食、取放盞橐等行動舉止，皆具威儀詳序。“或半月堂儀罷，或一二日茶湯罷”，新到僧人才可入室請因緣，可見粥飯之法與茶湯之禮之習熟在叢林生活中的重要。以茶禮來看，“院門特為茶湯，禮數殷重，受請之人不宜慢易”。其具體的儀禮軌範包括了應邀參加茶會茶禮的每一個程序步驟的行為舉止。
1.受請。
2.聞鼓板赴集。聽到舉辦茶會的茶鼓板聲後，及時到達茶會場所，明記自己的座位照牌，隨首座依位而立，在住持人或行法事人揖座後，安詳就座。
3.在行法事人燒香問訊時，要恭謹致禮。
4.飲茶吃藥時要舉動安詳，不得出聲。
5.謝茶退席時，俱要行為安安詳，致禮恭謹。
在參加各種叢林茶會的所有步驟過程中，赴茶湯客人都不得隨意說話嬉笑：“寮中客位並諸處特為茶湯，並不得語笑。”
“吾氏之有清規，猶儒家之有禮經”，清規的實行，使得叢林井然有序威儀萬千，故而北宋大儒程顥一日過定林寺，偶見齋堂儀，喟然歎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這其中茶禮作用非凡，因為“叢林以茶湯為盛禮”，清規中的茶禮就是禪茶。
七、日本茶道與茶禪一味的命題
從文質與名實的角度來說，禪茶在中國曆史上有實無名，有質無文。因了日本茶道文化的往中國傳播，出現了茶禪一味的命題，以及與之相關的禪茶。
茶禪一味的命題源起於日本茶道。日本茶道與佛教與禪的關係，由來已久。從唐宋時代由遣唐使（多是僧人）、入宋僧傳入以來，其間的關係自然已經是淵源久遠。如《異製庭訓往來》中所論述者：“其味苦而甘，茶之性也；其性清而虛者，茶之本也。甘則信義之本也，苦則義之謂也。信與義者，萬法之祖也。……我朝茶之窟宅者，以栂尾為本，開山祖師依習禪勤行之障，睡魔為強敵，為彼對治降伏，植茶為精進幢，傳賢首之大教，窮秘密之奧談……”
作為一項引入的物品與文化，日本茶和茶文化的行為主體從一開始，便是社會上層人士——天皇大臣、幕府將軍、名寺高僧等，以之作為高級的享用與修禪的襄助。鐮倉後期，養生助修為目的飲茶，變而成茶寄合的茶會與鬥茶之風盛行，甚至物極而反，而“成世間之費，亦佛法廢絕之因”，如夢窗國師（1275～1351）在《夢中問答》論及吃茶的得失：
今時大異世間常軌之請吃茶，視其做法，養生之分不成，反之，其中更無為學思道之人，成世間之費，亦佛法廢絕之因。
然則同為好茶……視今時所為，以此為藝能而起我執，故清雅之道廢，僅邪惡之緣生，故教、禪之宗師示以勿用心思慮萬事之外，時或勸放下萬事，別處著手，不足怪也。
從中可以反見高僧夢窗國師對於茶與佛教與禪茶關係的認同。
室町時代（1336～1573）的茶道其實有著濃烈的戰國時代（1493～1573）特點，因為這個時代茶道文化的主體是將軍和武士。日本學者的研究發現，日本全國的戰國大名都可以發現茶道文化，既有文獻中的某些記載，也有多地眾多茶道具文物的出土發現，茶道具大多出土在戰場之地，表明即使在戰時，武士也要行茶道，表明茶道廣泛滲透在武士社會。同時，為了尋求心靈的平靜，以及安心立命地對待生死，武士們也強烈信仰佛教。這些在武士們的家訓中多有記載。
“武士與佛教的關係因生死觀、淨土思想、厭世情緒等而密切糾結。”武士的日常生活中與看經、讀經、對於神佛的祈禱都非常日常化，寺院中普及的“茶也輕而易舉地在武士中普及”。“與人生救濟的要素相比，吃茶作為坐禪修行、精神修養而被接受的奢侈的飲料，滲透進禪宗與武士之間。”《上井覺間日記》天正十一年（1583）五月六日：“參毗沙門堂，在那裏做茶道。佛教與茶道結合成為武士茶道隆盛的理由。”而一期一會的日本茶道精神很可能就是武士茶道的印跡。
進入安土桃山時代（1573～ 1603），即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相繼稱霸日本的織豐時代（豐臣秀吉在多次大戰之前都開茶會，或以千利休相陪伴），市民茶道、寺院茶道、朝臣茶道、武士茶道，在相互交往中日益豐富，千利休集大成的草庵茶道與之都有聯係與發展。
利休茶道集合了日本社會多階層借助於茶道對於清算戰爭帶來的傷害以得到精神慰藉的需求，茶向富有精神性與文化性的茶道升華。
一般而言，日本草庵茶道的發展經曆了村田珠光（1423～1502）、武野紹鷗（1502～1555）而至千利休。前文言珠光從克勤墨跡悟出“佛法存於茶湯”，大林宗套在給武野紹鷗追善像的偈頌中則讚其“料知茶味同禪味”。利休則向北向陳道（1504～1562）學茶，跟隨大德寺大林宗套、笑嶺宗～（1505～1583）參禪。
從此，日本茶道文化的行為主體，從最初的僧侶、公家、武家，轉而成為受過禪修訓練的以千利休為代表的豪商，和敬清寂等與禪相關的一些理念成為草庵茶道的思想基礎，“創造了一個嶄新的紮根於日本庶民的禪文化”，以茶道自己的程式禮儀比範禪門清規，“茶道被提升為審美主義宗教”，繼承武家茶道“一期一會”這種明顯佛教對於生命無常世俗關懷的精神，成為非佛教的卻又張掛禪宗旗幟的獨特文化現象——茶道禪。
因而雖然自村田珠光、千利休起曆代茶人都鄭重闡述茶道與佛教佛法的關係，但即便“茶禪一味”較早即在臨濟宗大德寺禪僧義統（1657～1730）的詩句中出現“古人吃茶，茶禪一味，原來原來，此術須貴”，卻還須待江戶時代茶人們的著作如《禪茶錄》等反複提倡，才始成為日本茶道“審美主義宗教”的標誌性命題。
很顯然，日本茶道的茶禪一味，與中國叢林“平常心是道”的無有分別心的吃茶不同，與以茶湯為盛典的叢林茶禮不同，與文人士夫以茶助禪悟的境界不同：“焚香忘世慮，啜茗長幽情”，“煮茗破睡境，炷香玩詩編……閑無用心處，參此如參禪”。日本茶道茶禪的主體是茶人，修茶即修和敬清寂一期一會的茶道禪；中國茶禪主體分在教內教外，禪茶是叢林禪僧的茶生活、茶禮，是世間向禪文人參悟的詩情茶境，茶永遠都隻是禪的一種憑借，高懸在上的目標，是對自心自性的體悟，見性成佛。
當然，中國禪茶主體的非一性，必然引起禪茶、茶禪等概念方麵的差異，以及禮法儀軌方麵的差異。但佛性無差，眾生皆有到達彼岸的智慧，修證者得度。“法界緣起，事事無礙”，“隨處作主，立處皆真”。以佛教恒順眾生的情懷，不因為出家、在家的身份差別有根本的差異。
茶何以禪？茶能將養生、得悟、體道三重境界合而為一，當“禪機”、“茶理”融於一境，即禪茶，即茶禪。南宋馮時行（1100～1163）《請岩老茶榜》之機語比較形象地概括了茶禪：“若色若香若味，直下承當；是貪是嗔是癡，立時清淨。”以茶使人清淨，而去嗔癡，斷妄念，猶如以戒得定而後慧，得悟禪意佛法，見性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