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霞：原《人民文學》主編、著名詩人韓作榮對你的小說有很高的評價，這是怎麼回事？你和文壇還有什麼樣的交往？
王建中：韓作榮先生我不認識，而且至今也未謀過麵。韓先生是當代重量級的詩人。我的小說他是在一次研討會上讀到的，韓先生撰文給予熱情的肯定。同時參加研討的評論家朱秉龍先生也給了很高的評價。先後有北京、江蘇、浙江、廣東的讀者和評論家給了這些文字熱情的肯定，這使我倍感溫暖。我始終相信，文壇是寬闊、包容、豁達的。有一次偶然和梁曉聲先生相遇，他說過一句話——“麵向文學，背向文壇”，這句話影響了我，也無形中為我確立了我與文壇的關係。
阿霞：有一年你好像去了魯迅文學院學習。那一段經曆對你來說有什麼特別的體驗或收獲嗎？
王建中：1994年，《準格爾女人》發表後引起了爭議。當時《草原》的主編丁茂先生、副主編白雪林、編輯路遠，都以不同的方式鼓勵和支持了我。正好魯迅文學院給了內蒙古兩個進修名額，丁老師便建議我去魯院學習。於是在文聯和宣傳部的推薦下我就去了。那段生活很新奇，魯院獨特的教學方式與授課形式至今記憶猶新。
知識改變命運，學習改變性格。在到魯迅文學院學習前，我一直生活在鄉鎮。奇怪的是，到魯迅文學院前，我幾乎沒有很好地寫過鄉鎮，這從我的創作經曆可以清晰地看出來。到魯迅文學院後，我寫了一係列關於鄉鎮的作品，似乎也是在魯迅文學院，完成了文學觀念上的一次遠足。很多同學都說魯迅文學院是個大熔爐，在這個熔爐裏，有的人脫胎換骨了，有的人卻再也找不到自己了。
我到魯迅文學院是接受教育的。教育不僅僅是接受知識和技術的過程，而是陶冶人格、人性、仁心的必由之路。毫不諱言，我是從一個十分荒蕪的起點開始的，在本意上有崇尚高層次文化教育的一麵，也有要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品行端正的文化人的願望。我很慶幸，在人格、文學存廢之間的十字路口，我最終還是選擇了前行。魯迅文學院富有彈性的教學方式營造出一種醉人心脾的學習氣氛，這種氣氛，比書本和課程本身更能熏陶人、感染人、啟發人、鼓勵人，這是其他教學所不能給予你的。為此，我要感謝文學，感謝魯迅文學院。
阿霞：在具體寫作活動中，你對自己會有什麼樣的要求嗎？題材與手法或者說“寫什麼與怎麼寫”，哪一個對你更重要？
王建中：創作和做人一樣，我對自己的要求就是脫離低級趣味。創作的過程其實是一個不斷發現自己、挖掘自己、完善自己的過程。你會覺得有很多領域你還沒有開發，因此你會珍惜。
題材與手法是相輔相成的，藝術與人生也是相輔相成的，寫什麼其實決定了怎麼寫，這也是相輔相成的。內容決定形式。創作中我更多的是在選擇語言，尋找語感，一旦找到了這些也就找到了突破口。其實在寫下第一個字的時候，你的目標已經確定了，你隻是不斷地去接近這個目標。
對一個成熟的寫作者來說，寫什麼幾乎是注定的，而怎麼寫並不是作家真正的用功點與著力點。我覺得怎麼寫是技巧，往往可遇而不可求。寫什麼是原則，是方向，是生活的饋贈。重要的是提煉生活、表現思想的能力與達到的高度。
阿霞：你是否也認為寫作是一種體力活？你覺得作家的精神活動在寫作與生活中會有矛盾或衝突嗎？
王建中：寫作肯定是一種體力活兒。這種漫長的精神積累，就是一個身體力行的過程。這個過程中，用心與用力同樣重要。
愈是優秀的作家，在生活中與社會的矛盾愈是激烈、尖銳，甚至對立，隻不過方式與形式不同，但也不是到了劍拔弩張的程度。內心的矛盾與衝突幾乎伴隨著創作的整個過程。這種衝突與矛盾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作家的作品風格與精神走向。對立愈是深刻，衝突愈是尖銳，精神體驗也就愈強烈。這個體驗愈是獨特，與眾不同的表達方式也就在這個體驗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找到了、完成了，因為你的體驗是你自己的，任何人都無法替代，甚至不能超越。
精神活動對一個寫作者而言，幾乎就是他的行動使命。一個負有使命感的寫作者，在生活中的矛盾與衝突更多地表現為現實世界和藝術世界之間的落差。這個落差有時候會給創作帶來一種意外的張力。
阿霞：從技術層麵講，一個作家應該怎樣處理小說故事與現實之間的關係？虛構是否可以完全脫離現實世界或獨立解決文本的目的？
王建中：作家與生活的關係，是魚與水的關係。小說與現實則是流水與河道的關係。河道決定了流水的走向，但是如果洪水泛濫了，河道就會被衝毀。這樣的失衡我們常常看到，問題是我們既不能降低水流的高度，也不能無節製地增高河道的防護堤。
作家如果隻靠生活中的真實去寫作，我覺得也就不成其為作家了。作家應該是一個特別有想象力的人，也是一個特別會虛構的人，還應該是一個充滿智慧的人。沒有智慧的人是成不了小說家的。但小說肯定是虛構的，但這個虛構裏的一切都有生活真實的一麵，而真實的程度，取決於作家加工生活的本領。
你說的技術，我更願意理解為駕馭生活的能力和對某種藝術形式的熟練應用。好的作品幾乎看不到技術的痕跡，因為這個技術在創作的過程中被你的心靈其實已經濾掉了。這個技術的最高程度，就是情感與思想的最大程度的釋放。但我們既不能把寫作當作一種技術去修煉，也不能蔑視任何寫作的技術。這個技術幾乎是不可學的，否則我們就可以一批一批地培養出作家和詩人了。
我認為藝術表現中的技術與道德是聯係在一起的，一個道德感很強的寫作者，幾乎不假思索，就可以找到很好的表現手段和表現形式，有時候簡直就是信手拈來，而且天衣無縫。這幾乎就是一種先知先覺的能力，仿佛就是與生俱來的。可以說，藝術的技術就是道德的外顯。如果說一個作家寫小說的技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那麼他的精神道德也一定遙遙領先，非同尋常了。
文本是反映生活的載體，也是藝術創造的形式。文本可能還是生活的鏡子。文本的意義不會低於生活的意義，但也永遠不會大於生活的意義，這是一個作家立言的基本能力。好的文本就是一個鮮活的生命，獨立存在是與生俱來的。
阿霞：你心目中理想的小說應該什麼樣的？是否存在好小說與壞小說這樣的說法？
王建中：這個很難說。但好小說肯定有獨特的精神氣息。比如說，寫頌歌卻能把它寫成淡淡的挽歌，寫苦難反而把它寫成了溫婉的人生故事，這也是小說的一種境界。
我心目中的好小說，都有寓言性質。好小說寫到最後都有寓言性。好多小說都能把握它，描述它，再現它，但就是找不到一條通道。這條通道不是直觀的，而是造了一個境、一個場，是一種氣，是這些看不見摸不到的“核”連接成一個整體，與這裏那裏相通。像地氣與脈絡一樣，使小說周身通暢，渾然天成。在這個整體中，個人與人類相通，村莊與世界互換，所謂“環球同此涼熱”就是這個意思。當小說一旦獲得了寓言的品性，它就是詩，是哲學，也是生命。另外，我覺得小說的氣味與氣息也是一個好小說必需的。而這個氣和味是作家通過文字的經營，把作品的意蘊很好地傳達出來的同時，還使小說獲得了一種多義的審美體驗。這還是作家獨特的精神氣質的呈現。這樣的小說，想想都是迷人的。因此說，小說的好與壞，就像生活中的好人和壞人，其實都存在著一個認識上的誤區。
阿霞：就目前來說，你對自己最滿意的作品或小說是哪一部？
王建中：就現在的作品來說，在藝術上都還沒有達到理想的高度和深度。曾經寫過一個劇本，名字叫《山河謠》，這是我迄今為止整個創作過程中最讓人滿意的一次寫作，但它依然距離心目中的好作品有很長一段路。
阿霞：換一個話題，我知道你也寫過很多影視作品，寫影視劇本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考慮？在你看來，影視和小說寫作有什麼不同？影視劇本寫作能給你帶來小說寫作的快感嗎？談談你從事影視編劇工作的一些情況和感受。
王建中：其實在寫小說之前，我一直喜歡電影文學，寫了兩部電影劇本，兩個舞台劇。其中一部電影文學劇本《沒有突破的防線》寄給了北京電影製片廠，意外地得到了編輯回信，編輯在回信中肯定了我的劇作才能，這使我驚喜若狂。當時在學校中這還是個不大不小的事件。教導主任很熱情地把我叫到辦公室，把編輯給我的信看了好幾遍，連我先前的調皮搗蛋也既往不咎了，他鏡片後和藹的目光現在想來還令我動容。另一部舞台劇叫《楓林渡》，是一部九場的“大戲”，寄給了內蒙古文化廳辦的《北國影劇》，時任編輯吳新秦老師坐客車專程從呼和浩特顛簸一天到準格爾來見我。現在還記得吳老師約我到準格爾賓館見麵時的情景。吳老師是個熱情似火、激情洋溢的人，給我做了劇作輔導，晚上又請我吃飯，我生平第一次喝啤酒就是吳老師請的。臨走，吳老師還專門見了我父親，向我父親介紹了我的“成就”，希望我父親支持我成為一名劇作家。同年10月，在吳老師的熱情推薦下，我參加了內蒙古戲劇筆會。這次筆會，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此，我特別感念吳新秦老師，是他，給了我一次最深情的引導。現在看來，這兩件事對我的人生選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後來，吳老師知道我寫小說去了，十分可惜，曾經托人帶給我一句話：好好寫，你有這個才能！之後，每當我在寫作遇到困境時，我總是想起吳老師的這句話。借此機會，我想問候一句吳老：你好！
任何一種藝術，都有其遵循的原則與規律。影視文學的繁榮與發達，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工業的繁榮。這為影視藝術的生產提供了技術保證。
電視劇在生產過程中，劇本是極其重要的一個環節。但它與小說不同，它更多的是一個流程，這決定了它的特性。如果說文學是用來欣賞的，由語言、氣息、情節、故事共同營造了一個場或一種境，那麼影視劇本提供的則是藍圖，像施工時的設計圖一樣，是用來構築樓體的藍本。影視文學劇本與小說最大的不同，我認為是用途上的不同，這種不同也是藝術分野的界限。
小說的藝術手段更豐富，而影視文學則相對單一，但不是簡單。小說在語言的基礎上可以無限自由地想象，而影視受到的限製則很明顯，我把它稱為戴著腳鐐的舞蹈。
影視文學的創作也有快感，這個快感和小說寫作的快感沒有區別。有區別的是這種快感的產生不像小說那麼來得率性與優雅。這是我的經驗，任何經驗其實對別人不產生激勵作用，它隻是對自己產生效果。
影視在表現生活時，有自己的藝術積累與創造。這種藝術形式更多的是一種綜合手段下的集體創作，以導演為創作核心。我認為它表達生活的手段與深度與其他藝術形式沒有高下之分，隻有藝術創造動力之分。
喜歡一種形式，並應用這個形式的技巧去表達自己的發現與思想，這和自己的藝術素養與藝術積累有關，也與表現力有關。形式在任何藝術家手中，最高的境界是所表達的人類情感與智慧所達到的深度與高度。真正配談經驗的那些人，應該是那些開拓並豐富了各類藝術形式的大師，我們隻是聒噪而已。
前前後後寫下了十幾部影視劇本。這些作品有些是在很嚴肅的狀態下完成的，有些僅僅是作為一個“任務”完成的，因而看不到鮮活的靈魂，也缺少豐富的內涵，更沒有生動的個性。真正有血肉、有靈魂、有正義、有感情、有冷暖的作品大家都是可以分辨出來的。但這個世界也有很多瞎子，對他們，就隻當“讀圖”罷。
影視藝術講究的也是深度與高度的完美融合，我的幾部作品沒有達到這個要求，非常遺憾。
阿霞：這已經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很多作家主要是小說家或多或少的都介入了影視編劇這個行當。但也有很多人對影視劇本的文學性存有質疑，一些嚴肅的作家拒絕寫影視劇本。對此，你怎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