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中：作家用什麼樣的藝術形式表達自己的發現與思想，這不僅是創作的自由，其實也是由內容決定的，不完全是一種形式。如果不能理解這一點，很多話題就沒法展開。另外，也跟題材與藝術表現力相關。
影視劇本由藍圖到成品，這個過程是一個豐富的藝術再創作的過程。前麵說過，影視劇本是講究用途的，簡潔與繁複是由藝術表現和藝術要求決定的。一張設計藍圖並不需要很多修飾性的細節與華麗的色彩和筆觸，影視劇本的文學性，我理解應該是塑造人物、結構故事、推進情節、營造場景和描摹世態人情的綜合能力。與文學本質上沒有高下之分。對此，大家可能有誤讀。這裏的文學性更多的是一種優化的手段與方法，在規定的場景中，用最有效的手段表達最豐富的情節，展現人性、人情。
優秀的作家不一定能寫出優秀的劇本，但一個蹩腳的作家肯定寫不出優秀的劇作。作家的嚴肅與否，不在於形式而在於內容和思想。
任何一種形式的文學和藝術作品，其中都應該有詩性的流動。那麼，這個詩性就是真正的文學性。
影視是一門綜合藝術的彙集與融合。所謂綜合不應簡單地理解為工匠式的拚接與堆砌，盡管有時候也可以操作得很精巧，卻沒有詩意。影視是各門類藝術家極其和諧的藝術創造和獨特貢獻的總和，是一種詩性的重塑與彙合，有了這種詩性的重塑與彙合，影視才會調動音響、詩畫、色彩、造型等等藝術手段，並把各自的手段發揮到極致。這種種極致裏當然也包括編劇的生命體驗、人格精神、知識底蘊、藝術感覺、營造語境以及種種藝術積累與修養的呈現。而詩性往往是劇作所散發出來的渾然天成的天籟。我這樣說，誰還能說劇作缺乏文學性？
阿霞：有很長一段時間，寫小說的王建中在大家的視野中消失了。是這樣嗎，幹什麼去了？
王建中：有一回，我到文研班去看一個朋友，在走廊上聽到兩個學員在談一個作品，最後一句是“這個人不寫小說可惜了！這個人到哪去了？”他們說的是我的小說《一林雪》和《鄰居》。他們對《鄰居》的評價讓我汗顏。他們認為《鄰居》可以和汪曾祺先生的《陳小手》媲美。他們顯然不認識我，我也沒敢說什麼，像個賊一樣悄悄溜走了，連朋友也沒敢看。在生活中，一旦獲得了一種身份符號，並且大家認為你是很善此道的，那麼大家就會以此來歸攏你，你的不作為可能就會換成別人對你的指責和失望。但生活其實沒有空白，總會有一些東西來填充，對我，這個填充就是換了一種形式。這幾乎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形式。因為熱愛，也因為你的根紮在這塊土地裏，我以為我就有了義務也有了責任，這是你的性格決定的，你的命運也就形成了。這完全是你自己的選擇，不管結果如何，我都心甘情願地接受。
2001年12期《草原》以專輯的形式隆重推出了我的一組小說，《小說選刊》很快予以轉載，並入選當年的年度選本。也是在這一年，我的散文創作也開始引起關注，約稿很快多了起來，但也就是這次專輯之後，我幾乎停止了小說創作。可以說，我是在創作狀態最好的時候，離開創作的。很多朋友大惑不解。而且十年來幾乎和文壇斷絕了聯係。這裏有兩個原因：一是我的工作發生了變動，直接或間接對創作產生了影響，在這個過程中由於工作性質的轉變，我將主要精力放在了文史整理和出版上；二是在創作形式上發生了轉變，從2002年起我開始介入影視，先後完成了十餘部劇作。這個過程大約持續了十年，我覺得這十年來繁雜的事務性的工作，無端地消耗掉了許多時間。它們像一地亂石與雜草，清理它們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當然這裏也有我自己人生的失誤與選擇的誤區。但這都是你自己的選擇，也是你自己走過的路，理清這一切，也要靠自己，這可能還需要時日，但好在現在可以重新選擇一個起點了。感謝大家對我的關注。
阿霞：談談你的關於漫瀚調和漫翰文化的散文吧。據我所知，這是一個係列散文，你寫了很久，而且篇幅都很長。
王建中：漫瀚調是一種音樂形式，是故鄉的一個地域民間藝術的總稱。我想告訴大家的是，漫瀚調與漫瀚文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我寫的這組散文總題為《漫瀚長歌》，這組散文是一種文化大散文的構建格局。
漫瀚文化是一個很寬泛的理論概念，在這裏，我把它概括為農耕文化、遊牧文化、海洋文化、工業文化的一種總稱。曆史上，中華文化是由幾種不同的文化形態構成的，費孝通先生把它稱為“一體多元”的大文化格局。曆史上也有多種文化交融發展，彼此彙聚的事件發生。
比如，秦漢時期的匈奴，我在敘述匈奴文化時，有一篇名為《遠去的兄弟》的文章，匈奴文化對中華文化有特殊貢獻，它在中華文化中的曆史地位有待於進一步強化。再比如，北魏時期，鮮卑政權在取得全國統治地位後，主動放棄自己的文化而尊崇漢文化，這一時期，是中國曆史上文化融合的繁盛時期，文化上的多元與交融，為北魏王朝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統治動力，也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文化多元發展的大格局，促使北魏王朝成為中國曆史上一個極盛一時的統一的超級帝國。北魏王朝對中華文化的貢獻由此可見一斑。其實，由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而尊崇漢文化的王朝，都是中國曆史上極盛一時的帝國，不一而足。
準格爾是一個特殊的地域，為我們觀察中國曆史文化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曆史視角。站在這塊土地上，麵向中原，你會感到二十四史所給你的滋養與灌溉。但站在黃河邊的長城線上，向草原瞭望，你又感到二十四史有轟然倒塌的威脅，曆史是以另外一種麵貌存在的。每當以農耕文明為主體的中華文化走到一個十字路口，甚至停滯不前的時候，北方遊牧民族的馬蹄就呼嘯著越過長城線，給農耕文化以強勁的啟迪。從商代到清末，中國文化經曆了一次次血與火的洗禮，文明間的固守與侵入，多民族的融合與統一，構成了整個中華文化演進的主旋律。北方民族文化強悍的草莽之氣，使農耕文化血脈噴張。也可以說是“胡羯之血”一次次的注入，激活了中華文化的勃發之態。
漫瀚文化是中華文化的血脈之書。這樣一種構建，應該說是調動了思想與文化積累的一次激情抒寫。為此，準備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對它充滿期待。這可能更符合我的性情、內心與氣質。而且，我相信這組文章會產生一種力量。我想這是一種溪水四溢、跌宕漫湧的狀態，一定會有碎裂的飛雪產生。它力求新的觀念和審美取向，我希望它既可以感悟人生，又富有智慧與靈性，同時又具有曆史和文化的批判意識。我希望它具有曆史的洞察力和穿透力，有助於再鑄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一曲強勁的多民族共同演進的曆史頌歌，它縈繞於山河之間，不絕於耳，讓曆史連同大地一起飛翔。這是我的願望，也是我的努力。
阿霞：你是一個精力充沛的人，因為很多人和我提到王建中時都會說“他太能折騰了”，我想他們指的是你除了寫作、還搞攝影，拍電影電視、搞旅遊項目什麼的。
王建中：一個對生活期待相對較高的人，都可能是精力旺盛的。他可能看到了生活的多個可能與方向，因為不滿足或者緣於一種責任與熱愛。矯情一點說，是你的血緣決定了你的性格。是你循著你激情的地圖，一路走下來，而這些事物通常又是極其美好的一些東西，至少在你看來，他們是以歌聲和陽光的方式向你靠攏，那麼，這幾乎注定了你的命運。我發現，一個有想法、有創意，心中充滿了對家鄉與大地熱愛的人，又有些理想與抱負，那麼你不會無動於衷，也就是所謂的折騰吧。
小說是表達發現的一種方式，影視作品也一樣。搞攝影、搞旅遊開發，並沒有任何功利的目的，隻是想把自己的發現告訴別人。發現的快樂是最大的快樂。在這個過程中，你會有一種升華，這個升華不去做永遠不會有。這個升華也是相互滋養的，彼此都可能會成長。沉澱後你會發現，你義無反顧，你為它千辛萬苦，甚至為伊消得人憔悴，這幾乎是你生活的一個有機部分，它和你的認識、你的性格、你的願望，你對人與社會的理解，糾結在一起，相互滲透，而你的價值可能就隱藏在這其間。因此“折騰”是不由自主，也是不自覺的，回過頭，它是你的曆程，你的人生方式。那麼，我相信，其實這種“折騰”幾乎就是你與社會的綜合關係，你在這個關係裏獲得了勇氣、信心與力量。
艾青先生有一句詩：“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無論是蕭紅、沈從文還是汪曾祺，在他們的作品中你總能看到一種血濃於水的感情，對故鄉我也有這種熱愛。因此，很多的“折騰”都是在這塊土地上生長起來的，是荒煙蔓草還是一地亂石，一切都有待於時間的沉澱。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你的靈魂是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你的行為包括你的一切願望，都可能是你行為的起點，也可能是你行為的終點，那麼，這個過程或者說這個結果，你還會在意嗎？
阿霞：接下來會有什麼寫作計劃？主要精力放在影視劇創作還是小說寫作上？
王建中：對一個人來說，青年時期是一個發酵期。這個時期，你與什麼東西發生反應，這個決定了你的氣質。整個青年時代，我是屬於文學的。感謝文學給予我的滋養，在很多個人生的路口上，它很像燈盞，不僅照亮了我的內心，也照亮了我的生活道路。很多時候，是靠著它取暖，也是以它除去了內心的雜草，搬走了心上的巨石，給你一種向善的力量。
以後會把主要精力放在小說創作上，但會在散文寫作上完成一個係列，這個係列可能大家會覺得陌生。但我相信，這裏有泉水，希望它能有一次噴湧。
阿霞：你如何評價今天的內蒙古文學創作？你認為今天的內蒙古文學在中國當代文學層麵上處於怎樣的位置？有哪些你認為優秀的作家或作品？
王建中：內蒙古是一個蘊藏著多種文化與文學資源的大地。這塊土地也是產生文化大師與大作家的地方。我們有很多學者與作家已體現出了這種特質，可是一閃即逝，這是十分可惜的。是什麼沒能形成持續的光亮，使其足以照亮自身，也照亮天地？這是很耐人尋味的。
內蒙古是個多元文化薈萃的地方，這片深厚的土壤適宜參天大樹的成長。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倡導草原文學，也湧現出了很多作家和作品，我個人認為，還沒有出現真正體現草原文化核心理念的作品。舉個不恰當的例子，比如成吉思汗，是個具有世界意義的文學富礦，可我們開拓挖掘得不夠，迄今為止，我們所看到的表現成吉思汗的作品，還沒有產生一座與成吉思汗遼闊的疆域相媲美的精神高峰。我想，這個現象，某種程度上，與我們在文學層麵上所處的位置有點相似。
盡管我們現在暫時還沒有看到這個高峰，但我相信，一些優秀的種子已經開始發芽，我的前輩們，朋友們，好好捕捉這些發芽的聲音，收集起來，這是我們未來的洪流。我期待這種洪流的雷霆之勢，因為這是內蒙古固有的文化優勢。內蒙古廣闊的山川、河流、草原、沙漠已蘊藉起足夠寬廣的精神疆域，千裏縱馬，誰主沉浮，隻是個時日了。那麼，每一個寫作者都好好珍惜自己的才華與能力。
內蒙古的文學藝術創作相對滯後，我們還沒有產生與內蒙古文化藝術深厚積累相匹配的作品。說到作家與作品，我相信大家都有一個高度和尺度在那裏。但怎麼說，都難免掛一漏萬。在這裏我不想麵麵俱到，同樣也不想閃爍其詞。我覺得冉平先生的《蒙古往事》是內蒙古文學創作中的一個重要收獲，即使放在整個當代文學作品中衡量也不遜色，薩娜是目前內蒙古作家中最勤奮、最多產的敘述者；但我也會永遠記住馮苓植、烏熱爾圖、白雪林、路遠、肖亦農、鄧九剛為代表的作家，是他們使內蒙古的文學創作有了飛翔之態。
阿霞：最後，祝賀你獲得去年的“索龍嘎”文學獎，獲獎的感覺怎麼樣？如果讓你對更年輕的一代寫作者給出一些建議，你想說些什麼？
王建中：獲獎是一個意外。獲獎可能會使作品在更廣闊的範圍內得到關注，對作品的傳播會起到一個推動作用。對於作者，可能是一種鼓勵與支持。獲獎使自己對創作可能有了一種新的期待，也忽然有了緊迫感。
更年輕的寫作者與我們的文學觀念、文學選擇會有很大不同，他們的表達可能更自由更直接，但不論這個自由與直接有多大，有一點我想是很重要的，讓你的文字變得有意義，有責任，有義務，就一定要有所擔當。不管是對文學還是對社會，勇敢擔當起來，隻有擔當起來了，你才會有重量，有內涵，有深度。
我覺得，川端康成先生的一句話說得非常好：明知道寫不好，為什麼還要寫呢？因為一切藝術不過是走向成熟的過程。
時間會使一切花朵都燦然綻放。那麼這個過程一定是迷人的，否則就不會有一代又一代的寫作者前仆後繼地跋涉在這個進程中。
文學的高度與深度和生活密切相關。一切文學藝術形式，最終都是一次精神遠足。我想對年輕的寫作者說：讀書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訓練。
〔責任編輯 楊 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