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夜間，函可與顧與治幽室密談，函可說：“弘光帝腐敗昏庸，無所作為，且朝廷內分幫拉派，勾心鬥角，此短命朝廷也，望兄內心有數，萬不可親近朝廷。”顧與治聽後連連點頭。這也顯示了函可對老友的關切和他的政治智慧。
被函可說對了，就在這年五月，清兵攻克南京，明朝老臣被殺的殺關的關，慘不忍睹。弘光帝逃到蕪湖被抓，後押往北京被殺，南明王朝僅維持了一年。接著便是“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函可內心沮喪，情緒黯然。函可在顧與治家中寫成了《再變記》一書，將時情如實地作了記錄。這是一個文人士子對時代對曆史負責任的體現，也是對清軍野蠻行徑的控訴。當然他不想付梓麵世，隻作為一種實情記載而已。他認為這是此次來寧，所做的一件與後世有益的大事。
清軍勢如破竹，順治四年秋便打進了廣東。十月，函可急欲回博羅遣散家人，以使家人免遭塗炭。此時徒兒們早已回到廣東。一天，函可孤身一人出城，就在出城門時，遭到了守城清軍的盤查。清軍從他的行李中搜出了《再變記》書稿和數件有關南明的信函。清軍認定函可是南明亂黨，將函可押進了清軍高層監獄。
函可迎來了他人生中最痛苦最淒慘同時也最重大的一次轉折。
四
函可被關進監獄後，清軍逼他供出同黨，函可說：“吾一人所為，非有他人。”清軍對函可動用酷刑，把函可的前胸後背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直流至足，連用來夾雙手的夾棍都折斷了。函可雖然數度昏死，卻始終咬定一句話：“吾一人所為，非有他人。”清軍無奈，隻好將函可押解到北京刑部大獄。
函可因文獲罪，下獄受刑，牽動著當時清廷一位高官的心，這位高官便是洪承疇。洪是函可父親韓日瓚的學生，與師門感情篤厚。早在鬆錦大戰中洪承疇即已降清，頗受清廷重視，歸清後仍總督軍務。洪承疇從中斡旋，為函可說了不少情。洪承疇雖是降將，卻有大功於清廷，刑部怎能不給麵子？於是函可保住了性命。一個多月後，函可被判流放盛京（沈陽）南關，“奉旨焚修慈恩寺”，即修經感恩之意。可以說，函可案是清代曆史上首個文字獄案，函可是清代文字獄第一個受害者，也是江南首個東北流人。
順治五年四月底，函可到達盛京慈恩寺。函可雖入獄受酷刑，又從美麗的南國來到荒涼的東北，可是他的堅強，他的剛毅，他的憤懣，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不僅支撐著他活了下來，而且使他沒有沉淪。《初至沈陽》一詩很好地表達了他的心境，詩雲：“開眼見城郭，人言是舊都。牛車仍雜遝，人屋半荒蕪。幸有千家在，何方一缽孤。但令舒權履，到此亦良圖。”到寺院稍事休息，函可就開始苦讀佛經了，連寺院住持都深為感佩。函可每天除參加必要的佛事活動外，都是關在小屋裏埋頭讀經。一天，寺院住持來到他簡陋的屋舍，說：“函可，聽說你是個有名的士人，每日讀經，那就給眾僧講講經書吧，你看如何？”函可雙手合十放於胸前，說：“阿彌陀佛，善哉。師父有言，我可一試，不知能否講好，請諒。”數日後，函可在本寺為眾僧講了《楞嚴》《圓覺》兩經，他既講佛理，又講事實，深入淺出，生動精彩，聽者目不斜視，口不出言。半天講經下來，寺內僧人對函可無不尊敬有加。函可講經的事很快便傳出去了，函可一時名聲大噪，接著普濟、廣慈、大寧、永安、慈航、接引、向陽等寺皆請函可講經說法，聽者“如河魚怒上”，共達七百餘眾。之後來訪者漸多，函可結交了諸多朋友，朋友間不僅談經論法，還常誦詩唱答，函可生活雖然清苦，倒也頗有樂趣。
函可樂在交友，樂在作詩，繼他之後，又有左懋泰、李呈祥、郝浴、李開升等官員文人從江南被流放到盛京（沈陽），函可與他們先後相識，皆成了常有往來、賦詩唱酬的至交。順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左懋泰過生日，前來恭賀的各方麵朋友三十三人，多為文人士子。在這天的酒桌上，函可先說了幾句祝賀生日的話，然後說：“吾輩均為至友，皆以詩為樂，何不成立一詩社也，江南早有，北國尚無，詩社一立，吾輩可常有往來，詩作亦可大增，豈不興乎！”眾友讚同，皆舉杯慶賀。函可又說：“此冰天雪地，以詩為樂，即名為‘冰天詩社’吧。”諸友齊聲同意，並推函可為詩社首人。東北第一個文學社團就是這樣成立起來的，它在東北文學史上永遠是閃光的一筆。後經函可完善，詩社宗旨確定為“盡東南西北之冰魂，灑古往今來之熱血”，“聊借雪窖之餘生，用續東林之盛事”。這樣的宗旨表達了詩人們的共同誌向。詩社雖隻活動兩次，但產詩八十六首，也堪為可觀。
順治八年，函可接嶺南師友來信，所說家中事況讓函可如雷轟頂，痛不欲生。原來，順治四年秋清軍占領廣州後急攻博羅，殘酷屠城，全城人口十不餘一，韓家幾十口僅存小弟一人，連婦孺、仆婦也未得免。函可二弟、三弟也戰死反清沙場。函可得知這一噩耗時，淚長流，心欲碎，食難進，寢不安，這是他萬沒想到的慘事，使他心靈受到強烈刺痛。待稍鎮定，他寫下了大量詩篇，其中有這樣兩首：“幾載望鄉信，音來卻畏真。舉家數十口，一弟獨為人。”“八年不見羅浮信，闔邑驚聞一聚塵。共向故土辭世上，獨留病弟哭江濱。”
順治九年二月，函可首次登臨遼東第一名山——千山。他一到千山，就對這座名山的秀美風光和古刹亭閣產生了極大興趣，立即寫出了“一到千山便不同，山翁隻合住山中”的詩句，自此，他與千山結緣，五年中十遊千山。此間，經友人推薦，他曾到海城東南析木金塔寺當住持，為金塔寺留詩近二十首。他常往返於金塔寺與千山、沈陽、鐵嶺之間，會僧訪友，談經吟詩。最後竟常駐千山雙峰寺，成為千山在全國頗為有名的詩僧。函可，是千山的驕傲。
順治十六年（1659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名僧函可因病圓寂於千山，安葬於千山，終年四十九歲。函可臨終時用極其細微的聲音說了這樣一句話：“我思念嶺南。”一代名士，半生榮光，半生不幸，均時勢所致。聽聞函可病逝，好友同道無不痛心落淚，感慨良多。他的名字，永遠留在人們的心中。
函可一生共產詩近兩千首，均為來遼東後所寫，僅寫千山之詩就有二百餘首。函可作為著名詩僧，當之無愧。在當代出版的各種佛教辭書和名僧詩選中，都能見到函可的作品。除詩外，函可還有《再變記》《普濟剩人和尚語錄》《坎困二卦說》《與陳與、焦明論南華經書》等著作。這些著作有的散失，大部分則於乾隆四十年編修《四庫全書》時經乾隆欽定而遭禁焚。函可的葬身塔於康熙元年建在千山大安寺瓔珞峰下，後來也被乾隆欽命拆除了。我姑妄預言，函可名人，其塔終有複立之時。
2007年8月，遼海出版社出版了鞍山人楊輝先生所編《函可詩集校注》上下冊，使函可之詩得以重現於世。這不是一般的文學著作，而是珍貴的曆史文獻。國家清史編委會專家李治亭先生在詩序中對詩作出這樣的評價：“憂國憂民，伸張正義，敢爭不屈，構成了函可詩歌的主旋律，洋溢著濃烈的人本主義精神。”這便是函可詩的可貴之處，也是函可為人的可貴之處。
千山瓔珞峰高聳入雲，峰頂永遠鐫刻著詩僧函可的名字。瓔珞峰下清風陣陣，永遠蕩漾著哀思函可的萬古悲風。
責任編輯郝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