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九位作家大都出生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作為和新時期一起成長的作家，他們經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精神啟蒙，同時也接受了國門打開後異域文化與文學浪潮的淘洗。這雙重的文化濡染成就了他們“複調”式的文學質地：既銜接“五四”以來中國的新文化傳統，又呼應20世紀域外的文學思潮；既擁抱現實主義的創作主張，又看重現代主義的藝術滋養；既講究繼承，更強調創新。兼收並蓄大抵是他們的集體無意識。
第四，九位作家中有多位愛好藝術：江子愛好音樂，尤其喜歡器樂，少年時有過學習笛子、口琴、吉他和書法的經曆；李曉君鍾情美術和書法，如今的書法作品已多見於報刊；範曉波與音樂、繪畫和攝影有緣，吉他和相機一直是他的生命伴侶；陳蔚文背過數年畫夾，其美術素養已潛移默化；安然的歌聲足以讓人動容，夏磊的書法竟然值得一秀……無獨有偶，他們中有多位曾是詩人，如江子、李曉君、傅菲等，都有大量的詩歌作品發表。這樣的稟賦和來路，為他們的創作注入了無法消解的“文藝範”——即使在散文空前泛化的今天，他們依舊保持了對審美品質的敬畏，對語言結構的尊重，對藝術化境的追求。
正是九位作家身上這些相通乃至共同的東西，讓我突發奇想：未來的江西散文是否可以具有流派意義？因為按照文學史家的說法，一個具有共同元素的作家群體的存在，是文學流派產生的基礎和前提；而大致相似的生存環境和成長經曆，又是促進文學流派形成的重要條件。
四
在文學生長與發展過程中，流派的產生與活躍自有其顯見的積極意義：它代表了文學的自覺與自由，有利於創作的交流與互補；它是文學探索與繁榮的產物，同時又反過來促進文學的探索與繁榮。在這方麵，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眾多流派此消彼長，互滲互補，最終推動文學發展的事實，可謂有力的證明。遺憾的是，較長時間以來，中國文壇盡管不乏繚亂的旗幡和嘈雜的命名，但真正的、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流派已近乎銷聲匿跡，這無疑是文學現狀的一大缺失。而此種缺失之所以出現，固然同眾聲喧嘩、漫天擾攘的後現代語境有關，但更為內在、也更為本質的原因，恐怕還是作家內心的浮躁與感受的粗疏。惟其如此，我們呼喚流派意義上的江西散文，說到底還是弘揚純正的文學觀念和嚴肅的創作態度，是推動散文領域的個性化和多樣化發展，是一種積極有效的正能量。
那麼，未來的江西散文會成為一種流派嗎？對此，現在就下肯定性結論，顯然為時尚早。因為“文學上的派別，是事過之後，旁人（文學批評家們）替加上去的名目，並不是先有了派，以後大家去參加，當派員，領薪水，做文章”（鬱達夫《中國新文學大係·散文二集·導言》）。此時此刻，筆者想到的，隻是與江西的散文同仁做一點紙上的交流：不妨有一種流派眼光和流派意識，在此基礎上，為出現具有流派意義的江西散文推波助瀾。譬如：要以辯證的目光，進一步審視研究古往今來的江右文化，在肯定其優越的同時，認清其局限；要以平和誠懇的心態，深入總結盤點已有的創作成果和藝術個性，一分為二地揚長避短或補偏救弊。當然，在此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環還是作家自身素養的充實與提升。應當通過深入生活、係統閱讀，以及對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積極借鑒，搶占時代精神的製高點。然後由此出發，一方麵努力尋找曆史鏡像與現實生活的對接點，並予以全新的闡釋和評價；一方麵注重在曆史的坐標上把握和描寫繁紛的現實景觀，使其更具有縱深感和說服力。一言以蔽之，要切實強化江西散文作為一個群體的質的規定性與超越性。這裏順便說一句：江西散文家曾多次以“新散文”為旗幟亮相於文壇，這“新”究竟包含了什麼？體現在哪裏？在流派生成的意義上，似乎也需要進一步研究和厘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