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路走來的三十年裏，女性寫作始終是一個極其熱鬧的園地，一些女作家在“女性”的旗幟下，忙著往自己身上貼這個主義那個流派的標簽，而另一些女作家卻在極力淡化、否認著這一點，唯恐避之不及的樣子。趙玫埋頭寫作，遊離於形形色色、新潮前沿的“理論”紛爭中，但實際上，她是從一開始創作就表現出了鮮明的女性意識的作家，兩性在社會層麵和精神領域裏的生存狀態是她最常表現的話題，並且，趙玫從不諱言自己的女性立場，她說“除非不是女人”，她說超越性別“這幾乎是一種虛妄”。看，這就是趙玫的坦蕩和深刻。她從不信任所謂的“中性寫作”，也不追求超越性別的“宏觀視野”，在對兩性關係的深度拷問中，她凸現了自己的女性立場。她告誡自己：“隻能回到自身，在性別的前提下追求至善至美”。
於是，我們在她的《欲望旅程》、《愛一次，或者，很多次》等作品中看到了全然的女性敘事，看到了生而為女人才會經曆的那些別樣的心路曆程。趙玫訴說了一個個如泣如訴的故事，並在文本中表達了她鮮明的女性立場和思想。在《女人要的是什麼樣的男人》—文中，趙玫深刻地質疑和批判了像叔本華那樣對女性有腐朽的偏見的男人，並以幾位名女人在兩性關係中的遭際為例，強調即使社會中很優秀的男性，在兩性關係中的觀念和行為方式，也不是個個都值得推崇。而女性，要想在兩性關係中保持自己的人格獨立總是那麼難以實現，要想在付出美麗和犧牲之後找到真正的相守不渝總是那麼艱難，所以對男性的挑選更要有理性的認識，不應被其外表的光環所迷惑。趙玫欣賞、肯定女性的力量，她往往把筆下的女性，塑造成敢於衝破父權規範、有著獨立個體意識及豐富的愛與性的能力的女性，而男人相比之下卻黯然失色。在《畫家是另一種類型的男人》中，趙玫寫了在兩個女人中猶豫徘徊的懦弱自私的男畫家，而女性要麼大膽地爭取所愛、要麼不滿男人的懦弱無能而勇敢離去；在《聖殿中的男人》中，趙玫把聖殿中的男人——那個宗教的精神領袖的虛偽寫得絲絲入扣，他引誘女人崇拜他、愛戀他、又獻身於他的性欲望，最後卻把一切過錯推卸到女人身上，詛咒和羞辱無辜的女人——這是一個卑劣無恥的男人；在《希拉裏的心情》中，趙玫由衷地欣賞希拉裏在克林頓醜聞中表現出來的堅強和智慧，讚賞她在關鍵的時刻能夠控製男人控製局勢並有效地控製她自己，相比之下，克林頓卻成了一個需要保護的懦弱的男人；在《殘陽如血》裏，趙玫寫了一群有著強大的精神力量的家族女性，她們不屈的生命意識，慘烈淒美的愛戀苦痛，雖死猶生的堅強品格，穿透一百年的時空猶如聖光照耀著生者：“很不相信她已死去。仿佛她的氣息和話語，依然輕柔地繞在耳邊。我時常想，是不是她已亡失的身體中那不懈的靈魂，正悄悄吸附在我的生命中。”“她一直堅守著，不讓靈魂失落。”
從個體的經驗和他人的故事出發，趙玫多角度、多層麵地探討了人在性別關係中所遭遇的種種文化的精神的製約，她對於男人和女人、愛情與欲望的詮釋，既充滿了熾熱的激情，又沉澱著冷峻的思考，是體驗思考之後用心靈的汁液釀成的文字。太多屬於“女人的問題”縈繞在趙玫的筆下，像循環往複的抒情慢板，那低回不已卻又奔湧著激情的基調像女人心底千年的哀聲，又像憤激的訴說：為什麼美麗高貴的心靈總是受到傷害？為什麼在男女原該和諧美好的關係中，卻始終充滿著背叛、謊言和欺騙？那些“說謊的男人’為什麼擁有了愛情卻又抵禦不住新的誘惑？他們為什麼把罪惡歸結到女人身上？他們如何甩掉不再明媚鮮豔的女人？他們為什麼沒有懺悔意識沒有罪惡感？世間到底有沒有真正的愛情？怎樣才能證明彼此擁有？
於是，我們不光從《兩性都不完美》、《一張穩定的床》、《怎樣證明彼此擁有》、《怎樣成為自己》等文中看到了趙玫作為現代知識女性銳敏的觀察、深切的感悟和高尚的文化品位，看到了趙玫是多麼深入細微地道出了女性真實的心理感受，對她們在兩性間的位置與情感，提出了極富思考價值的觀點和疑惑。同時，我們還從她純粹的女性話語中讀到了對經典的再詮釋，那是典型的女性主義者對權威的質疑和反叛：為什麼叔本華恨女人，為什麼他關於女人的那些貌似深刻實則遠遠落在時代和真理後麵的觀點，多少年來竟被視作哲學？我們為什麼要相信這樣的哲學？為什麼，安徒生所謳歌的女性，總是為了男人犧牲自己甚至迫害自己，讓自己每邁一步都如行走在地獄中，最終還要變成美麗而憂傷的泡沫化為烏有？又為什麼，就連女性主義的鼻祖波伏娃都要說，沒有主人，女人就是一束散亂的花？在波伏娃和薩特堪稱絕唱的50年的心心相印中，誰又知道隱藏著多少的淚水和羞辱，痛苦和妥協？因為就算波伏娃這樣的女人，其實她畢生也都是附麗於薩特的，因為就算是波伏娃和薩特這樣由純精神鑄成的愛情中，能決定一切的依然是男人！
就是這樣。男人和女人。兩個群體。愛與恨。還有，性與暴力，以及死亡。在《死於非命的女人，詩人的妻子和血》中，趙玫悲憤地講述了那些死於非命的詩人們的妻子的命運。她時而“以心會心”，站在那些女人的角度宣泄情緒，時而用理性表達自己的見解，濃鬱強烈的感情來自那些女人的痛苦，也滲透了趙玫如同身受的深刻體驗，有一種蘸血以筆的淒美和決絕。其實，那些女人自己也是詩人，蝌蚪、謝燁、普拉斯，還有阿希婭。但她們的燦爛被詩人丈夫強大的陰影遮蔽著。並且，當她們死了，錦樣年華那樣無助悲慘地死於傷害，也隻能以詩人的妻子這樣的身份和稱謂被人們論起。曆史在太多時候慘無人道得就像詩人顧城砍向妻子的那把斧頭。但詩人卻說，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那是怎樣的眼睛，怎樣的光明？趙玫說，詩人們那不朽的詩行是女人的生命和鮮血滋養的，詩人的桂冠是由女人的眼淚和那紮在胸口的荊棘編製而成的。在《智者與狂人》中，趙玫更進一步指出，從來，“聖殿是男人永遠的居所，而女人，永生永世要做的，就是供奉於殿堂的犧牲品。像那些被宰殺的被當做祭品的牲畜。流著血。女人的血就是用來祭祀男人的”。
這就是生為女性的趙玫，她徹底，決絕，不原諒，不苟且，不退縮。然而，趙玫並不是女權主義陣地上呐喊廝殺的鬥士，而隻是桌前燈下不倦地讀書思考寫作的女人。她用她獨特的女性視角和女性語言描述了男女之間的和諧與隔離、忠誠與背叛的關係，她以她的犀利和深刻為解構男權中心文化做出了不懈努力，但這並不是她寫作的終極目標。和許多女作家一樣，趙玫之所以有這樣決絕的女性立場和文化姿態，實非所願，而出於社會曆史情勢所迫。她們從不想顛覆了男權話語中心之後再創建一個女權話語中心，而隻是想用自己的寫作“喚醒公民注意曆史和現實性別文化的殘缺，參與全人類合理化生存的文化實踐。”從根本上實現雙性和諧、社會健全發展的終極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