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苦難的日子，從1968年8月末開始一直持續到1969年末。除了恐怖隻有恐怖，思想和肉體都受到嚴重的創傷。我的體重從原來的130斤降至60餘斤。1970年初，我剛從牛棚裏出來，又以“五七戰士”的動聽身份下放農村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在下放農村之前，我到新華書店購買了《赤腳醫生手冊》、《農村電工手冊》、《農村木工手冊》等等。
根據我的請求，讓我回到湖南老家落戶。當時我已36歲，還是一個人，依附在年過古稀的老母身旁。我被分配在縣城郊區的一個公社磚瓦廠勞動。林彪事件後，有些鬆動跡象。我又逐步恢複了多年不得不中斷的半純函數與彈性理論的研究，並回憶、整理與編寫我被焚毀的論文。為了結合實際，我翻譯了著名的美國研究生教材《控製係統導論》80餘萬字，1981年在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我還認真讀了一些電子電路以及集成電路的書，翻譯了當時美國電子名著——Rodney Sorkin的《集成電子學》，想為日後找工作做準備。1974年初，我聽說一家電子廠準備製造集成電路板，需要這方麵的技術員，就貿然前去聯係，當時廠裏人事部門表示歡迎。待我的檔案寄到廠裏，卻遭到斷然的拒絕。後來才知道，當時這些技術被視為先進的保密科學技術領域，我這種人是絕對不能進入的。
“四人幫”垮台後，我將以前的研究成果編寫成了幾篇論文，並將其中的兩篇分別寄給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應用數學學報》與力學研究所的《力學學報》。這兩篇論文的發表，為1979年我晉升高級職稱作了有力的鋪墊。
1977年夏，我去看望李國平老師，剛向李老師與師母致以問候，想不到李老師劈頭就給我任務：“郭友中已從冤獄中出來了，現在沒有戶口、沒有工作、沒有工資、沒有油糧票。他如今住在漢陽，請你到漢陽替我給他送50斤糧票和50元錢。”聽到這個消息太意外了。郭友中和我都是李老師的學生，以前是朝夕相處的學友。1967年我回湖南探親路過武漢時，是他接待了我，是夜我們還睡在一個辦公室裏。以後聽說過他作為中國科學院武漢數學研究所“白專道路典型”，遭到殘酷的批判與鬥爭。接著造反派又捏造“李國平全國性叛國集團案”，他被牽連進去，被捕入獄，判刑20年。我一直關心著他的命運，突然聽到他已從冤獄中放出來的好消息，特別是李老師夫婦的關懷，怎能不驚，怎能不喜呢！我沒有在李老師家多停留，接過人民幣與糧票，就徑往漢陽。他見到我時，人很淡定。我們一塊聊著天，回憶過去自己和師兄弟的苦難，李老師的艱難和對我們的關心。回憶著在文革中，18個月不分晝夜大會小會被批鬥，曾被辱罵：“知識分子是狗屎，比狗屎還要臭，狗屎尚可肥田。李國平、郭友中連肥田用都沒用。”還講到在文革中，滿懷愛國心從美國歸來的北京大學數學力學係教授董鐵寶，在學校附近的樹上上吊自殺；空間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所所長趙九章，在中關村家中服安眠藥自殺；火箭燃料化學家肖光琰，不堪刑訊逼供服藥自殺等等……
1977年末，我托好友將我在中國科學院武漢研究所刊印的兩篇論文，與一疊《控製係統導論》的手稿轉交到中南礦冶學院人事處，其中顯示李國平教授是我的老師，也表明我的論文是在李老師指導下完成的。人事處對我的調動請求，當時請示院長羅拉。羅拉院長曾經擔任過武漢鋼鐵總公司的領導，深知李老師的聲譽，對李老師十分敬重，立即明確表態，接受我要調入中南礦冶學院的請求。這樣，我終於在1978年初，由遼寧撫順調到中南礦冶學院，從而結束了從1970年至1978年長達8年下放農村的生活。這8年，我等於生活在數學研究，特別是半純函數與彈性理論研究領域的沙漠中，隻有零長進。人生美好的時光就這樣白白地流逝了，此時，我已44歲。
（作者為中南大學退休教授）
（責任編輯黃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