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的政治人生
品書齋
作者：何方
著名的老共產黨人李一氓同誌的家人，攜來一部由黃苗子題簽的《李一氓書法選》，要我為之作序。這就給我出了個大難題。因為第一，我雖然和一氓同誌有過四十年的親密交往，積累下了深厚友誼，使他成為我今生最要好的一位忘年交，但我一直把他當作恩師，而且由於他的淵博深邃，實際上在許多方麵，我連做他門生的資格都沒有。既然如此，作為學生，為老師作品寫序，就有些僭越了，這隻能使我感到惶恐。第二，一氓同誌是享譽國內外的著名書法家，我在這方麵卻一竅不通，實在是沒有資格妄置一詞。雖然如此，對於他家人的要求，我還是爽快地答應了下來。因為談一點有關一氓同誌的情況，既是對我們四十年深厚友情的回憶，也是我對他深切懷念的一點解脫。
而且我也認為，既然是為《李一氓書法選》作序，主要還是應當交代一下書法主人的為人和生平事跡，至於對書法的欣賞和評論，那應當是屬於讀者和專家的事。所以下麵就先從他的簡曆談起。
李一氓，1903年2月6日出生於四川彭縣（今彭州市），並在這裏度過了他的童年。1919年，他到成都上中學，很快就成了當地學生參加“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1921年去上海求學，在上海學習的五年間，李一氓閱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著作，參加了一些進步學生的活動，使他的思想得到升華，於1925年經中學同學李碩勳（前總理李鵬的父親）和何成湘的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走上革命道路。開始時主要活躍在文化界，這期間，他結識了郭沫若，創辦了《長虹》月刊。1926年，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國，李一氓當即投筆從戎，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受參與北伐軍政治工作領導的中共代表周恩來直接領導。南昌起義失敗後，在向廣東撤退途中，他和周恩來在江西瑞金一起介紹郭沫若參加中共。後來他又被派回上海，在周恩來領導下從事地下保衛工作，公開身份主要是文化工作者，前後五年，為左翼文化界的團結作出了巨大努力。例如，他以江蘇省委宣傳部文化工作黨團五委員之一的身份，召集兩大文化團體創造社（郭沫若為代表）和太陽社（蔣光慈為代表）的聯席會議，解決他們停止互相攻擊、實現團結的問題。又如，為了消除創造社和魯迅之間的芥蒂，他作為創造社的一個發起人，在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出版後，就代表郭沫若將書親自送給魯迅，魯迅表示感謝和高興。此後，他又和創造社同仁為魯迅慶祝生日。魯迅也請他們吃飯。這樣一來，雙方的芥蒂也就最後消除了。這些都為此後“左聯”的成立和文藝界的團結救亡做了一些奠基性的工作。
1932年，李一氓奉命去江西中央蘇區任國家保衛局執行部長。經過幾次反“圍剿”的艱苦鬥爭，隨軍長征到陝北，又做了幾年地方工作如陝西省委宣傳部長等。在這期間，他還給毛澤東當過短時期的秘書，又以毛澤東特使的身份回四川成都，去做劉湘的統戰工作。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受黨的委派，協助葉挺、項英組建新四軍，任新四軍秘書長和黨的東南分局秘書長，還特別奉命協調葉、項的關係，被指派充當兩人間的“緩衝者”。1941年皖南事變後，李一氓輾轉逃出國民黨包圍圈到蘇北，先後任淮海行署、蘇北行署主任和蘇皖邊區政府主席。1947年，他被調任旅大區黨委副書記兼大連大學校長。
共和國成立後，李一氓被調來北京，任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副團長（團長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張聞天）。我就是在這個代表團和一氓同誌相識相交的，這也是我們四十年友情的起點。由於美國的阻撓，聯合國去不成了，代表團隻好在北京待命，住在東城區趙堂子胡同曾任北洋政府總理的朱啟鈐公館。大家平時除了學習和研究點國際問題外，可說是無所事事，看書寫字各隨其便，過了一年半被戲稱為神仙般的生活。後來看到去聯合國一時無望，中央決定解散代表團，所有人員另行分配。張聞天當了駐蘇聯大使，帶我去做了使館研究室主任。一氓同誌被安排為和大（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常設機構的簡稱）代表，出任世界和平理事會書記處的中國書記，常駐維也納。我們雖然天各一方，但有時還通通信，在他路過莫斯科時見過兩次麵，一起去著名的莫斯科大劇院看戲。
1955年，我已被調回外交部，得知他代表中國人大參加在赫爾辛基舉行的各國議員聯盟代表會議時，因對“兩個中國”問題的處理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批評，並被電召回國，住在崇文門內的新僑飯店二樓。他和周的分歧在於，他主張先進入聯盟會議會場（這是受到邀請的），再提出驅逐蔣介石政府的代表問題。通過了正好；通不過，即行退出會場，以表明我們堅決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而周恩來的主張則是，先請會議主席提出驅逐蔣方代表，通過後，我代表才進入會場，避免“兩個中國”代表同時出現在同一個會場的局麵。對於這一不同想法和周的批評，我建議他找周進行解釋，同時做點自我批評。他卻表示堅決不幹，還說：我就住在我的二樓，也不想上到三樓去，但誰也不能把我趕到一樓。這確實反映了他的性格，也是他在回憶錄《模糊的熒屏》中所說的“不攀領導”的表現。
人們都知道李一氓是一位知識淵博的大學問家，其實他也是具有很高水平的政治家。在四十年的交往中，我常聽到或看到他對國內外政治的一些精辟見解，對形勢發展的一些準確預測。特別值得提到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撥亂反正中所做出的貢獻和所起的作用。一個重要表現就是，他當時以中聯部常務副部長的身份（部長由姬鵬飛兼任，實際上不管事），主持對若幹重大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寫出名為《討論稿》的報告供中央參考。由於我是一直從事國際問題研究的，所以他也以單獨征求意見的方式拉我參加。應該說，這些報告都起到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