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躍進，我們學校由業餘學院提升為全日製大學——撫順工學院，還設有夜校部，我主要在那裏教學。1960年春，我的工作考查一年半的處分已到期，於是向學院申請撤銷處分，沒想到迎來的是一年零八個月的校農場的勞動改造。
我原以為農場比較安靜，我帶了十來本書，準備好好讀點書。現實與我的想象大相徑庭。農場坐落在郊區的一個山溝裏，我平時的任務是和牛倌放牛，共有近20頭牛，5頭驢。每天放牧至少要跑動四五十裏山路，開始每次回到屋裏，全身似乎散了架，吃完晚飯就倒到坑上。農忙還要和學生一起參加勞動，有時還要作為反麵教材接受學生的批判。在學校農場近兩年的日子裏，我的數學研究徹底荒廢了，心身也受到極大的傷害。
1962年學院下馬，又回歸到業餘工學院。次年摘掉了右派的帽子。1963年路見可老師在《數學學報》發表了彈性理論的論文，我查出了幾個小筆誤寫信告訴他，他居然在學報上又發表更正，對我表示謝意，這無疑對處於逆境中的我是大有裨益的，也是對我很大的鼓勵。日後，我與路老師在英國出版了英文著作Mathematical in Theory Periodic Plane Elasticity（平麵周期彈性的數學理論），並且受到德國數學家D.H.Begeh的高度評價。
1965年撫順工學院又在業餘學院的基礎上重建，秋季招了一批新生。此時，階級鬥爭的形勢越來越嚴峻，我的日子也越來越難過。我是被貶為辜負了黨的培養，墮落為反黨的廢品。批白專道路，批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與立場，是鐵定少不了我這個“老運動員”的。躲在寢室內鑽研數學的時間也越來越少，幾乎趨近於零。
文化大革命的來到，給我帶來更大的災難。開始是停課，一切正常的教學工作都終止了。我被隔離反省，紅衛兵抄走了我心愛的數學專業書籍和存折，更使我心痛的是，抄走並焚毀了我積累近十年的數學論文手稿，這使我頓時感到一切都完結了，多夜不眠，產生過要自殺的念頭。不久，我被作為牛鬼蛇神關進了牛棚。牛棚設在幾間小教室裏，每間20多平方米，裏麵住著近10位難友，都在地板上開鋪，每個鋪旁邊放置著學生課桌與課椅，以供無休無止地寫自我檢查與自我批判之用，同時鼓勵相互揭發其他老師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作為立功的表現，以求寬大處理。入牛棚的第一次晚上，專政隊將難友挨個叫入“審訊室”。我是第一個被叫入的，先是加以“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等罪名進行辱罵，然後幾個紅衛兵一擁而上，用木板、鞭子將我一頓暴打。當時我被打得大便失禁，腰部韌帶也被打傷了。第二天上午，紅衛兵仍然強令我去擔水打掃廁所。以後每天早請示與晚彙報，向毛主席畫像懺悔自己的“罪行”，並且還得忍受紅衛兵的噴氣式折磨。每次總有人昏倒在地，我自己也昏倒過好幾次。
頻繁的、花樣翻新的批鬥會更恐怖。每次批鬥會，難友都得全部參加，或作為被鬥主角，或作為陪角。都得頭戴高帽和胸前掛大牌，帽上與牌上都標有罪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地主分子×××”……會上狂呼怒吼，叫罵“打倒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或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右派分子……）”；“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頑抗到底，死路一條”……不僅拳打腳踢，還用木棍和鋼鞭，每次這種批鬥後，總有難友死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