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扣押舅舅給中央領導人的申訴信時，曾希聖說：“事後彭宗珠同誌曾向我彙報，我雖然說了人要放回，信要讓他寄出，但對公安機關的這種違法亂紀行為沒有進行批評，這給公安機關扣押人民來信，開了先例。”（1962年2月9日，曾希聖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安徽大組會議上的第二次自我檢查。）
此說當場遭到知情人的反駁。因為這是一個常識問題，未經曾希聖批準，誰敢對一位在職的省檢察長動用技術偵察手段？
2月9日，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安徽大組會議上說：“曾希聖同誌馬列主義覺悟不很高，他不懂得團結大多數，不懂得跟各種不同意見的人合作，很多幹部受到他的批評和打擊，有幾個案子，張愷帆、李世農、牛樹才、楊效椿、陸學斌，這隻是幾個人，這幾個人下麵還有一大批……中央準備派人到安徽，華東局也要派人去和省委一起審查、研究這些案件。受過處分、批判、打擊的人，需要重新作出結論的話，可以重新做出結論。”（1962年2月9日，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安徽大組會議上的講話。）
七千人大會後，中監委副書記錢瑛率中央工作組到安徽組織甄別平反。根據先易後難的原則，首先對舅舅的問題進行複查。
1962年5月18日，安徽省委第十二次會議作出“對楊效椿問題的甄別平反結論”：
“楊效椿被劃為右派分子，主要是由於他在批判李世農時采取了實事求是的態度，沒有偽造材料按照曾希聖同誌的意圖進行檢舉，便認為他不能和李世農劃清界限，把他定為‘李世農反黨集團’主將，並以右派分子論處。這種做法混淆了黨內是非，違背了黨在當時反右的正確方針和政策，是完全錯誤的。在批判時，還曾強迫楊效椿在所謂的‘罪惡材料’上簽字；在認定楊效椿為右派分子後，剝奪楊向上級組織申訴的權利，兩次搜去他的申訴信。捕押代寄申訴信的人員，並沒收他個人的筆記和文件，這更是違反黨的紀律與國家法律的行為。”（1962年6月19日，中共安徽省委皖發【62】197號文件《關於印發省委第十二次全會對楊效椿同誌問題的甄別平反結論的通知》）
1962年6月16日，中監委批複：“安徽省委並省監委：
中央同意你們對楊效椿同誌的甄別處理意見：取消原定右派分子的結論和開除黨籍的處分。恢複黨籍，恢複名譽，恢複職務和級別，同時取消以前對楊效椿同誌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和重新吸收入黨的決定……”
隨後，舅舅擔任省甄別平反領導小組副組長。他參加全省大部分係統的平反會議，代表組織，向受到錯誤打擊的同誌賠禮道歉；主持製定了各級幹部的生活補助標準，親自過問14級以上幹部的家庭生活困難；與上海華東醫院、安徽各大醫院等醫療單位聯係，及時安排部分重病號住院治療。經過4個多月卓有成效的工作，不僅在政治上解放了一大批幹部和知識分子，同時在經濟上給予必要的救助，這些舉措對全省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3年7月，中共安徽省第二次黨代會召開，會議的重要任務之一，是選舉新的一屆省委委員和省委常委。舅舅時任省委組織部副部長，高票當選為省委委員和省委常委，這種情況在當時極為罕見。用今天的話說，舅舅是全省第一個經過公推和選舉產生的省委領導。
1965年10月，舅舅調任合肥市委第一書記。7個月後文革爆發了，他再一次被推到風口浪尖上，更大的災難向他襲來。
1966年10月，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澤東提出，這次會議要解決“思想不通”的問題。中央派的專機先到合肥接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書記處書記李任之和舅舅，再到濟南接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等人。兩省領導在飛機上見麵，牢騷滿腹，互倒苦水。
會議期間，舅舅彙報合肥市文革情況，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說：“你們合肥市每天給工人發一斤小米保省委。”舅舅當場反駁說：“合肥不產小米，我們從來沒有給工人發東西來保衛省委。”
到10月下旬，舅舅已經無法在市委機關上班。為了防止造反派的圍攻、揪鬥，他和市長趙凱帶著一輛吉普車到處“跑反”，到工廠、農村指揮生產，安排工作，苦撐危局。趙凱隨身帶了一支手槍，睡覺時就放在枕頭下麵，以防造反派抓人。他說：“八二七（指安徽最大的造反派組織“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團”）敢來，老子就給他一梭子！”舅舅苦澀地說：“我們又開始打遊擊了。”
1967年元月3日，省委在含山縣清溪鎮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學習元旦社論精神，要求各級領導幹部要“磨屁股”，即把屁股磨到“造反派”一邊來。
元月6日上午，舅舅剛回到合肥，就接到省委書記處書記任質斌的電話。他告訴舅舅：“合肥鋼廠兩派打起來了，你立即到合鋼去處理。要到群眾中去，要把屁股磨過來！”
造反派正在到處抓舅舅，他明知此去危險很大，仍然帶著合肥市工業書記範渦河和秘書金其恒，乘一輛吉普車趕到合鋼。合鋼的黨委書記、廠長早跑掉了，一個負責人也找不到。
進入廠區的十字路口，向路人打聽情況，才知道是兩派相互抓了對方的人。舅舅多次到人群中勸說他們放人，由於場麵混亂，人聲嘈雜，毫無效果。後來造反派認出在現場調解的人就是他們日夜想抓的市委第一書記，立即把舅舅和範渦河綁架了。
舅舅身上裝著一份重要電報，是幾天前省委迫於造反派的壓力，要合肥市委逮捕市保守組織負責人的命令。這些負責人中有市工會領導孫曙、姚璋、安紡總廠黨委書記馮希仁和勞動模範顧思仁、黃桂蘭。因舅舅不同意省委的意見，一直頂著不辦，才把電報裝在自己的口袋裏。為了保護這幾位同誌，不讓電報落到造反派的手裏，舅舅趁著天黑人雜，在押送途中偷偷把這份電報嚼碎咽到肚裏。
當晚，造反派把舅舅押送到市工商聯三樓的工人造反司令部。深夜12點，造反派控製的全市有線廣播驟然響起，“活捉楊效椿”的特大新聞響徹合肥的大街小巷。
1967年1月23日，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團和安徽省合肥工人造反派聯合委員會等造反組織在省體育場召開“鬥爭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葆華之流大會”，將省暨合肥市黨政主要負責人李葆華、李任之、桂蓬、楊效椿、趙凱揪到會場批鬥，每人掛牌子，坐“噴氣式飛機”。會後將他們每人帶上一輛大卡車，戴著高帽子在長江路上遊街示眾，再拉到省委門口百般羞辱。
批鬥會的照片第二天刊登在《新安徽報》上，香港的各大報紙紛紛轉載，配以“中共創始人李大釗之子李葆華在安徽被批鬥”的標題。
批鬥大會前，造反派要求省軍區派部隊保衛。省軍區於21日晨向南京軍區呈送《關於可否派出部隊警衛群眾組織召開的批鬥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大會的請示報告》。許世友將報告轉呈中央軍委，葉劍英、林彪不敢定，報告送到毛澤東手裏，他做了批示：“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
這次批鬥大會標誌著解放軍正式介入文革。
三天後，造反派發表《奪權通告》、《罷官通令》，宣布奪取省、市領導大權，罷免上述五人的官。
由於舅舅具有雙重身份，省直和合肥市各係統、各山頭的造反派組織的批鬥大會，都要拉他參加，一百多次批鬥大會，每次都大打出手，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
1949年後的曆次運動，使黨的高級幹部一直在政治漩渦中苦苦掙紮。文革開始後，他們更是一個個在油鍋裏備受煎熬，連最起碼的人格、尊嚴都蕩然無存。舅舅多次萌生帶孩子們回老家種地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