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效椿：從大右派到省革委會副主任
懷人篇
作者：董忠義
舅舅楊效椿（1911—1976年）是山西萬榮縣人，運城師範高師畢業，1936年秋加入犧盟會，1937年11月入黨。1938年6月延安從抗大畢業後，到安徽參加抗日戰爭，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過安徽。舅舅的一生喜也於斯，悲亦於斯。
1949年6月，舅舅調任巢湖地委書記，組織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和籌建各級人民政權的任務十分繁重。兩年前舅舅曾患肺結核，因沒有條件治療，隻能一邊咳血一邊指揮戰鬥。此時開始大吐血，入院即報病危。
這時劉青山、張子善受到嚴懲。中央在查處反麵典型的同時，要求大力宣揚領導幹部中的先進典型。安徽省委對地委書記以上的領導幹部進行排隊比較後，選中了舅舅。1952年華東地區各大報紙密集宣傳舅舅的事跡，“模範共產黨員”的稱號廣為傳頌。
1957年反右派鬥爭開始後，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將矛頭指向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李世農。
曾、李分歧主要源於對1957年春季全省政治形勢的分析。曾希聖認為許多地方鬧事，是地、富、反、壞分子的煽動破壞，要把逮捕權下放到縣，用壓服的方法去解決。而主持全省政法工作的李世農則認為，這些問題主要是由於糧食問題和幹部作風問題引起的人民內部矛盾。（1962年6月20日，中共安徽省委常委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共安徽省委關於李世農同誌問題的甄別結論》）
曾希聖把這種分歧上升到反黨高度，認為反我就是反黨，發動省委領導和省直機關幹部對李世農開展揭發批判。
舅舅認為李世農與曾希聖僅僅是工作上的分歧，隻是對曾希聖驕橫霸道的作風有意見，並不是反黨。他堅持認為：“李世農不反黨，我不能瞎揭發”。
曾希聖將舅舅和持相同觀點的省檢察院副檢察長李銳一並劃入右傾行列。
1957年11月21日至24日，曾希聖主持召開省委一屆四次全委會，專門對李世農、楊效椿、李銳等人開展揭發批判，以解決省委領導層內部的“右傾”問題，罪名一步步升級。
舅舅決心向中央申訴。申訴信寫給誰呢？他想到兩個人，一是公安部部長羅瑞卿，曾任抗大教育長，與舅舅既有師生情誼，又能見到毛澤東。二是中組部部長安子文，舅舅兼任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與他是組織係統的上下級關係。
信寫好了怎麼寄？舅舅知道省公安廳在合肥、蕪湖、蚌埠、阜陽、安慶、馬鞍山設立了6個檢拆站，凡是寄給北京中央國家機關和領導人的信，一律要扣押交公安局檢拆。
恰好這時我去合肥，在舅舅家裏住了一個多月，要回萬榮縣老家。11月22日晚，舅舅對我說：“省委主要領導要把我打成右派，捏造了大批誣蔑我的材料，謊報中央並嚴密封鎖消息，不讓我向上反映情況，隔絕我與外界聯係。明天你就回老家去，順便給我帶兩封信從徐州車站找郵局寄出去。”
第二天我乘火車到南京，在下關火車站出站口被一女兩男攔住。女的是省委機關幹部，我在舅舅家期間，她經常帶人到家中突擊“檢查衛生”，所以認識我，她用手指了指我，兩名男幹警馬上大聲說：“我們是安徽省公安廳的，鐵路人員懷疑你偷了別人東西，要進行檢查。”隨後強行將我押送到南京市下關派出所。
在下關派出所裏，兩名幹警要強行搜查，我不同意，他們拿出手銬，說不聽話就銬起來，並拿出手槍在我麵前晃來晃去。我的全身和行李被搜了個遍，發現了舅舅寫給羅瑞卿和安子文的信。
幹警把我帶到合肥，從火車站直接送到合肥看守所。關押期間，我兩次被提審，辦案人員再三追問：“你舅舅給你說過什麼話？給你交代過什麼任務？”我隻能如實回答：“到南京遊玩，到徐州發信，別的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在合肥看守所關押了17天。
這就是安徽反右鬥爭中轟動一時的“申訴信”案。舅舅不僅被剝奪了申訴權，寫申訴信還成了舅舅的一大罪狀。此時距舅舅被打成右派還有65天。憲法賦予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的偵查監督權，在尖銳複雜的黨內鬥爭中，省檢察長卻保護不了自己的申訴權，這真是對法律的無情嘲諷！
1957年12月15日，曾希聖主持召開安徽省委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繼續對李世農、楊效椿、李銳進行揭發批判。12月25日，會議擴大到省、地（市）、縣三級幹部會議，1500多人參加，1800多人列席，261人大會發言或書麵發言。鬥爭之殘酷，完全是文革的一次預演。
1月7日晚，曾希聖率省委常委集體找舅舅談話，希望舅舅“珍惜自己的光榮曆史，與反黨分子李世農劃清界限”。“如果仍然執迷不悟，後果不堪設想”。舅舅知道這是最後一次攤牌了，他仍然堅持：“李世農不反黨，我不能瞎揭發”。談話不歡而散。
曾希聖認定舅舅已不可救藥。1958年1月27日，安徽省委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開除右派分子李世農、楊效椿、李銳黨籍的決議》，並將三人定性為“李世農右派反黨集團”。
曾希聖在會上作了《巨大的勝利，深刻的教訓——關於李世農反黨集團事件的總結發言》，他指出：“李世農等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則是資產階級右派向黨猖狂進攻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是隱藏在黨內的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是黨內的右派。我們和他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是一場你死我活的兩條道路的決鬥。”曾希聖的總結發言3月10日在《安徽日報》全文發表。
3月10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社論《對敵人必須專政到底——論安徽省委揭露李世農反黨集團的巨大勝利》。社論指出：安徽省委“揭發出以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李世農為首的右派反黨集團，是我們黨在深入整風運動中又一個重大的勝利。”曾希聖的總結同日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
這是反右運動中全國影響最大的案件之一。此後，全國有幾個省相繼揪出一些省級大右派。
舅舅被劃為右派分子後，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行政級別由9級降為改發生活費，1958年5月送往宣城縣周王農場勞動改造，在副業隊飼養兔子。舅舅的嶽父受株連被捕，死於獄中。
“李世農右派反黨集團”一案株連中央管理幹部33人、省管幹部77人，政法係統、監察係統被批判處分的幹部3000餘人。（中共安徽省委1962年11月22日皖發【62】362號文件《關於我省前階段甄別工作情況和今後意見的報告》）
安徽省檢察院被劃為右派分子和壞分子的竟達21人，占總人數的27%，其中被判刑和勞教的8人、被監督勞動的13人。不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如葛布奇一家15人，因此致死的就有9人。專、市檢察院正、副檢察長16人，被劃為右派分子竟多達11人，另外還有1人鬥爭之後給予紀律處分，未被批判鬥爭的僅4人。蕪湖市副檢察長周玉誌和馬鞍山市副檢察長林鈞源等人在勞改中沒能熬到甄別平反，就含恨離世了。（1962年8月13日中共安徽省委皖發【62】266號文件《印發省委關於李銳同誌問題的甄別結論的通知》）
在農場勞動改造一年後，舅舅全身浮腫，患上肝炎，瘦的不到90斤，重病在身。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等人聞訊後，安排舅舅回到合肥住院治病。兩個月後出院，分配到安徽大學圖書館當管理員。
1960年9月，第一次全國改造右派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要求加大甄別平反工作的力度。一個月後，舅舅被摘掉右派帽子，安排到省化工廳任副廳長，根據省委的安排，重新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
1962年1月，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安徽百姓大量非正常死亡，曾希聖對中央封鎖消息，大批懲辦幹部的問題被揭露出來，中央高度重視。會議期間劉少奇率華東局、中組部、中監委的領導，用10天時間親自調查處理安徽問題。
2月9日，曾希聖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安徽大組會議上作第二次自我檢查。曾希聖說：“楊（效椿——作者）的錯誤是與李世農的錯誤有聯係的，但這個同誌過去一貫表現很好，在幹部和群眾中有較大影響，我當時對他缺乏治病救人的精神。”（1962年2月9日，曾希聖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安徽大組會議上的第二次自我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