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六”奪權後，由於意見分歧，合肥地區的造反組織分裂成為“極”、“屁”兩派，全省陷入空前的混亂。
8月初，中央決定派解放軍第12軍進駐合肥等城市，第12軍軍長李德生任軍管會主任，第二炮兵第52基地司令員廖成美等任副主任。
1968年3月，省軍管會根據中央的指示，籌建由軍隊幹部、地方幹部、造反派“三結合”的安徽省革命委員會。中共安徽省第二次代表大會選舉的17名省委常委中，除了省軍區司令員和政委外已全部打倒，選誰參加省革委會呢？省軍管會經過廣泛征求意見，將舅舅和李任之作為首批解放的省級領導幹部，上報中央審批。
舅舅之所以能夠首批獲得解放，除了他自身過硬外，還與兩個人有關。一是李德生。李德生到安徽後，聽到廣大幹部對舅舅的高度評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二是廖成美。廖成美和舅舅是老戰友，彼此十分了解和信任，廖成美向李德生力薦了舅舅。
1968年4月14日，安徽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李德生任主任，廖成美、宋佩璋、李任之、楊效椿等7人任副主任。
從1958年到1968年，10年之內舅舅兩次被打倒，之後又兩次複出，成為安徽政壇上的傳奇人物。
當時軍隊領導幹部威信高，但是對地方工作不熟悉，舅舅很快成為李德生的左輔右弼，成為省革委會的“救火隊隊長”。李德生多次表揚說：“效椿同誌是個好老頭。”
1968年5月舅舅兼任省血防領導小組組長，率領有關人員深入血吸蟲病流行區調查了解情況，全省絕大多數血防重點區、鄉、鎮，都留下了他的足跡。1969年6月和1970年1月，舅舅兩次在貴池和宣城地區召開全省血防工作會議，全力推動這項工作。他力主恢複各級血防領導小組，調回已經下放的血防人員，恢複和健全各級專業機構，動員全省衛生係統和駐軍組織醫療隊支援血防工作。經過不懈的努力，全省釘螺分布麵積下降了91.6%，血吸蟲病人減少了63.2%，有16個縣市達標。（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巨變60年—中國共產黨執政安徽紀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第125頁—131頁。）
1968年至1976年，全國掀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安徽省共接收安置90多萬名知青（包括上海知青15萬名）。初期50多萬名知青湧向農村，住無房、睡無床、食無糧的問題相當嚴重。
分管知青工作的舅舅向省革委會提出成立省、地、縣三級領導小組，招工、招生、提幹、征兵從表現較好的知青中選拔，每年召開一次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等五項建議，經批準後實施，全省知青工作逐步走向正軌。1969年11月，安徽省召開第一次上山下鄉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李德生及省黨政軍領導親臨火車站迎接，數十萬群眾夾道歡迎。1973年安徽省在全國知青工作會議上介紹經驗。
1974年1月，淮南市的造反派打著“反潮流”的旗號，衝砸市委、市革委會，煽動停工停產，社會秩序極度混亂。煤炭日產量由2萬多噸下降到幾十噸，導致華東地區生產生活用煤告急，上海市麵臨停水停電的威脅。李先念一天數次打電話，督促省委采取有效措施恢複煤炭生產。省委兩次派人前往淮南都沒有解決問題。當時舅舅正因病住院，盡管不分管工業，聽到這個情況後主動請求帶隊前往淮南。
經過舅舅等人兩個多月的不懈努力，揭露和嚴懲了一批首惡分子，扭轉了淮南形勢，恢複了煤炭生產，解決華東地區燃眉之急，受到國務院表揚。
文革後期，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刀闊斧地進行整頓。舅舅兼任省委宣傳部長後，積極推動全省的整頓。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舅舅再次被扣上一大堆帽子：“一貫右傾”，“跟著鄧小平在刮右傾翻案風，和鄧小平一拍即合。”舅舅頂住壓力，堅持不批鄧。
舅舅文革複出後，關注受冤屈者的平反，竭盡全力保護了一批幹部和知識分子。
李葆華被打倒後，全家處境極為困難。1969年李葆華夫人田映萱要下放農村。當時舅舅兼任省新馬橋“五七”幹校革委會主任，幹校的條件相對好一點。舅舅排除阻力，將田映萱安排到幹校。
1971年李葆華在城西湖農場勞動，患有高血壓，舅舅自費買藥請人送去。
1973年的一天，省委通知李葆華，第二天省委常委集體找他談話。李葆華擔心是省委要他再回農場勞動，十分焦慮。舅舅連夜派表弟力國到他住處，告訴李葆華是要宣布他解放。李葆華全家這才轉憂為喜。
省政協副主席許學受是全國首屈一指的肺科專家，文革中全家從合肥下放到金寨縣，多次要求回安徽醫學院工作，安醫堅決不同意。舅舅親自出麵做工作，將許學受夫婦調回合肥鐵路醫學院。
安徽省文聯副主席陳登科文革中被江青點名，長期關押。他的子女沒有工作，到處流浪，生活十分困難。舅舅得知後想方設法為陳登科的女兒安排了工作。
安徽省原省長王鬱昭在合肥師範學院工作多年，1964年參加全椒縣“四清”運動，舅舅是全椒縣“四清”工作團副團長。文革中王鬱昭被打倒，下放到利辛縣。1970年春，王鬱昭突然接到省委通知，趕到合肥開會。宋佩璋主持會議，舅舅宣布對王鬱昭等5人的任命，王鬱昭任全椒縣革委會主任。後來王鬱昭才知道這是舅舅的建議。他工作遇到困難時，舅舅又趕到全椒縣找他促膝談心，鼓勵他一定要把農業搞上去，讓老百姓吃飽飯，取得老百姓的信任。王鬱昭後來擔任滁縣地委書記，以支持鳳陽縣的“大包幹”而享譽全國。
巫寧坤早年留學美國，建國初期回國。在反右鬥爭中被打為“極右分子”，文革中又被關進牛棚，夫人和孩子下放到農村，境遇極為淒涼。
巫寧坤給舅舅寫信申訴。舅舅批示：“安徽大學應盡快為巫寧坤恢複工作，如安大有困難，可調到另一所大學任教，每月工資不低於一百元。”
安大軍宣隊負責人頂著不辦。舅舅親自趕到安大，參加黨委擴大會。舅舅指出：“巫寧坤是1951年從美國回國的愛國知識分子，如今被埋沒在農村，沒有工作，生活非常困難，這不符合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軍宣隊負責人聲稱：“巫寧坤在安大複職，無異於承認安大的文化大革命徹底失敗。”
舅舅轉而再與安徽師範大學聯係，幾經周折才落實了巫寧坤的工作。巫寧坤移居美國後，所著的《一滴淚》中對舅舅懷感激之情。
舅舅把一生獻給了黨，長期帶病堅持戰鬥和工作，患有晚期肺結核、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等多種疾病，從1964年到1976年，因病9次住院，每次病情稍有好轉，立即出院工作。反右和文革中遭受的打擊迫害，更是吞噬了他的健康和生命。
舅舅去世前曾不止一次說：“反右讓我少活了20年，文革讓我少活了10年。”
1976年10月3日，舅舅在合肥逝世，年僅65歲。
粉碎“四人幫”後，改組了安徽省委。萬裏、顧卓新、趙守一來安徽後，廣大幹部通過多種方式和渠道向他們介紹舅舅的革命功績和模範事跡，為舅舅坎坷的一生打抱不平。
省委副書記顧卓新在全省領導幹部大會上談到舅舅時，動情地說：“過去我們幾個人從來沒有和楊效椿同誌在一塊工作過，來到安徽後，聽到廣大幹部對楊效椿同誌的高度評價，我們為黨培養出這樣優秀的幹部感到驕傲和自豪。像這樣的好幹部，為什麼不能追認為革命烈士？”
1978年1月，安徽省革命委員會破例追認舅舅為革命烈士，這是一種特殊的褒獎，舅舅成為建國後唯一被追認為革命烈士的省委領導。
然而，舅舅永遠不可能知道這一切了！
（作者為山西省農業科學院棉花研究所棉花品種研究室原副主任）
（責任編輯黃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