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征明談饒漱石與揚帆
訪談錄
作者：景玉川
王征明1923年4月出生於江蘇徐州，1938年1月1日，不到15歲參加八路軍學兵隊。1943年王征明任新四軍軍部參謀處偵察科副科長，負責保衛軍部情報業務。1949年5月，王征明率人先入上海，會晤國民黨警察局代理局長陸大公，交代陸為我接管國民黨上海警察局作好準備。先後任上海市公安局社會處辦公室主任、政保處副處長、處長，並兼上海市委保衛工作委員會秘書長。1953年王征明調公安部二局任職。1954年4月5日，曾是揚帆助手的王征明被秘密逮捕，被指控執行潘、揚指示，利用“以特反特”來“包庇特務、反革命分子”。先後兩次入獄，在牢中度過了13年多。由於悲憤，獄中曾兩度精神分裂。
潘漢年、揚帆冤案平反後，1983年公安部為王征明作出了最後的複查結論。王征明回到上海後，任市委打擊經濟領域嚴重犯罪辦公室副主任，1985年調任市公安局谘詢委員會委員，年底以正局級級別離休。
2012年7月7日，我在上海徐彙區一處小區見到了這位健在的最早接觸過饒漱石的新四軍老戰士。他說：
我第一次見饒漱石是1943年，大概1月份。我原來在蘇南新四軍六師當偵察科長，賴傳珠是新四軍部的參謀長，他前後打了幾個電報，要我回軍部。我到黃花塘軍部之前經過二師師部大柳營，譚震林已經調到二師當政治委員（任師長兼政委——引者），他在二師，我當然去看他。一見麵，他就問：“誰把你調來了啊？”我說賴傳珠。他說：“你回去！蘇南那邊還需要你。”我說：“已經調來了，我怎麼回去？”他說：“你去找饒政委。”他就給我寫了個信給饒政委，就是寫個小紙條裝在桑皮紙信袋子裏。在去軍部路上，我偷偷拆開來看了，因為他沒怎麼粘住，隻粘了一點點。信前麵講二師整風的事，還提到二師一位老幹部調到延安去，騾子上馱了好多鴉片。最後說到我：開始寫我是蘇南敵委會書記，後來把“書記”二字劃掉，改成“主任”，譚寫道：“我的意見，他還是回蘇南去工作。”
後來到了軍部，我去看饒政委，把這個信給他，向他彙報說我是從蘇南來的。那時敵後生活很艱苦，我當時總共帶了一斤茶葉，分成四小包，四兩一包（十六兩製），我給陳（毅）、饒、張（雲逸）、賴一人一包，張說你送我茶葉啊。我告訴饒，是賴傳珠參謀長把我調來的，我對蘇南挺有感情的，我還是希望回到蘇南……饒說：“賴把你調來的，那還要經過賴參謀長。”就這麼一句話，說明他是很講原則的。
我調動這件事後來鬧得挺大，影響到賴傳珠與譚震林的關係，賴傳珠日記上幾次三番記這個事。好久以後譚作了些自我批評，兩人才互相釋懷。
到了黃花塘以後，作為軍部工作人員，王征明接觸饒漱石的機會更多，他說：
在黃花塘，一個就是整風，用現在的話來說等於辦學習班，大家都學習；一個就是敵後精兵簡政，勞動生產，度過困難，我們軍事機關基本上就是這兩件事。整個新四軍的活動，陳毅1943年走了後，他就是最高領導人，我們聽他的報告最多。我這裏有個複印件，你可以拿去看看，不過這個筆記本記饒的報告不全，例如饒作整風輔導報告講聯共（布）黨史的結束語六條，講得很好。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本書我早已沒有了，如果我沒記錯，他講的結束語六條是：馬列主義理論武裝、密切聯係群眾、正確開展兩條路線（同左傾、右傾機會主義）鬥爭、民主集中製、鐵的紀律、批評與自我批評等等。他一條就是一堂課，給人印象深刻。特別是華中局整風擴大會他做總結，現在想起來，（那時）不到百餘人，我們在黃花塘搭個草棚子，饒漱石講話是沒有稿子的，他最後講毛澤東，連續講了幾十句毛澤東同誌如何如何（崇敬之辭）。解放以後我才聽說，饒政委在地下黨時有個著名的綽號叫做機關槍（大笑）。真是高級知識分子啊，我佩服得沒有話說！我那時候經常聽他的報告，比如衛生部在姚莊辦訓練班（那裏有一個休養所，我患病在那裏休息），他在醫訓班開學典禮上致辭，對那些各師調來的醫生說：“革命和革命運動從社會發展史大的方麵來說有兩種，一種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一種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在這之前的奴隸暴動和農民起義由於不能帶來新的生產方式，都不能叫革命！”我那個時候政治水平有限，年紀輕，當時聽了感到耳目一新……黃花塘整風時我們司令部的科長待遇很高，能與政治部的部長們在一起學習。如政治部的副主任張凱、宣傳部長錢俊瑞、敵工部長劉貫一、李亞農、鋤奸部副部長梁國斌、新華社的負責人範長江……我是司令部參謀處二科副科長，在這樣的會上，我隻有聽，都是他們部長副部長發言。錢俊瑞、範長江發言，饒漱石往往插話，意思不是說錢、範講得不對，而是他講出的意見更高一點，層次更深一點。那時候我心想：哎喲，錢俊瑞是我們的老師，他是我們老師的老師啊！
那時候，對饒石突出的印象，就是他是個高級知識分子，他的形象也是很不一般：個子不高，身段厚實，兩眼可是又黑又亮，留著小胡子。有人告訴我饒政委有時用生薑擦他漂亮的小胡子……基本上他是非常嚴肅的一個人，講事情站得高，邏輯性強，講得透，與陳毅的統帥與詩人的氣質不同。陳毅講問題，善於發揮，靈感爆發，不時像開一朵大花。饒漱石則是一位有學養的政治家，講問題層層深入，越說越透。（那時）沒有做報告看稿子這回事，包括我們講話，也不用稿子。他生活上非常樸素，待人還和藹。
談到黃花塘事件，王征明說：
當時我隻知道一點點，具體的我不了解。在整風擴大會上，饒漱石沒點名，隻是講了“由於華中局本身的自由主義”，慢慢我們才曉得了，軍長和政委之間有意見了。陳老總走了之後，人們有時（也會）講他們的事，露出一句兩句。葉超說有時拿電報給陳毅看，陳毅正在下圍棋，葉超隻好站在旁邊等著（經常和陳老總下棋的有彭康——華中局黨校校長，還有一個是胡立教）。一下棋他（陳）就是全神貫注地投入，葉超那時是作戰科副科長，他在下棋不敢打擾他。葉超告訴我，他有時看到饒政委也站在旁邊等著，這樣兩人之間能夠沒有意見嗎？
1945年春為配合盟軍準備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滬、杭、甬之間反攻登陸，王征明奉命赴上海，隨我地下黨淞滬支隊在上海近郊活動，為美軍尋找登陸地點。8月15日日寇投降，他又在上海市委張執一領導下，準備武裝起義占領上海，同時還協助馮少白對偽軍策反和接收敵偽財產。由於有一隻被策反的偽稅務總署署長邵式軍的行李箱子（裏麵有本支票）沒有及時轉運到，年少氣盛的偵察科副科長竟然與新四軍政委頂撞起來，甚至還拍了桌子。王征明笑著談起了事件經過：
（將邵式軍送走後）我回了一場軍部，結果被饒漱石狠狠地批評了一頓，我還跟他吵了一架。為什麼事情呢？是為了那個大漢奸邵式軍，他的老丈人就是蔣百器，是日本鬼子俊六的同學。邵式軍沾了蔣百器的便宜，當了汪精衛的稅務總署署長，這是個肥缺……我把他送走時，他有個行李箱子，很重的，他帶不動，他們幾個人都拿不動，我後來就叫我們在火車北站的交通唐正斌將箱子擱在他家裏放一段時間，等下次有人來再給他弄過去。後來日本人投降，我們在上海整天馬不停蹄，天天這個事那個事，上海市委今天接收這個，明天接收那個，忙得團團轉，那個箱子就沒有及時給他送過去。結果回軍部一見到饒政委，饒政委就光火了：“邵式軍的箱子為什麼沒有送來？！”哎呀，我們哪有專門交通天天跑上海？此事是要鎮江商人關係柏秉忠乘業務來上海之便帶去的，原來邵式軍在這個箱子裏放了個小小的支票本，並沒有告訴我們。饒懷疑我們把這個箱子私吞了。其實我們這些人哪敢動這些東西啊！他（饒）說話後我一聽就火了（這時賴傳珠也坐在旁邊），他拍桌子，我也拍桌子，我說：“我用我的黨籍來保證！邵式軍不像話，他來了先帶信給我說他到鄉下以後，茅廁髒，大便拉不出，要給他捎去一個搪瓷便盆，這個鴉片鬼還要雲土（雲南產鴉片煙），我會給他辦嗎？”我被猛批受屈，有點衝動，大嚷大叫（大笑），饒聽了，怒火漸消，隻說快把箱子給他送來，就沒再說什麼。後來我回到上海不幾天箱子就送去了，邵式軍的財物完整不缺。稍後我又回軍部，去饒那裏，因為我帶了劉長勝、張執一他們有關上海黨的情況要向他彙報。（彙報後）饒耐心地給我解釋：我們這個事（指通過邵式軍策反周佛海及任援道的汪偽第一方麵軍——該部有七個師的兵力駐紮在蘇南京滬線各城市，合計約十來萬人——反正）沒有做成，要是成功了，我們華中的局麵不是這個樣子了。他質詢我們怎麼就隻接收這麼點東西？要是勝利的話接收的東西可多了！接著他指示上海黨的工作，要適應日寇投降後變化的形勢，他們幾個領導人要有職業掩護，把自己保護好……正在談著，江淮大學校長韋愨來了，他是個老教育家，早年曾任孫中山的秘書。韋的妻子是華僑，不會說中國話。他們全講的是英文，而饒漱石的英文比他們講的還好聽。我一聽，哎喲，我才發現饒漱石的英文這麼好……我們雖然還沒有說完，但也說得差不多了，他跟我說“好了”，然後就去接待客人去了。此次晤談，我感到上次我的衝動發火並沒有惹他生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