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幾怕
李：我們都知道江青有幾怕，這些“怕”，大概很多都涉及護士的工作範圍，開始您二位也提到對江青護理的“特殊性”，請具體談談。
趙：首先是怕風。江青特別容易出汗，她有時棉襖和內衣都濕透，頭發也經常濕漉漉的，要經常換衣服和帽子內沿，有時候在大會堂開一次會得換幾身內衣，因此她特別怕風（這一點以前我不大理解，現在年紀大了，知道好出汗的老年人真不能吹風）。平時隻要一出樓門，就全身穿戴得很嚴實，還用毛巾捂緊口鼻，而且是背向門口倒退著出去，就是怕風吹。她經常說“針大的孔鬥大的風”。在室內，她就讓人舉著一根點燃的香，看煙路是一直向上，還是拐彎，來證明屋內是否有風。一旦煙散開，她會說“肯定有‘賊風’”，就訓斥工作人員“殺人不用刀，給我製造感冒，起了階級敵人起不到的作用，這是軟刀子殺人！”
周：有一次她讓找“賊風”哪來的，我舉著燃香，把房間都檢查了一遍，四層密封窗哪會進風啊！我想煙路向上散開是正常物理現象，可麵對她無事生非又不能反駁。隻好解釋說：“您是不是身體不太舒服，感覺到有風？”沒想到她勃然大怒，抓起小桌上一把剪信封的剪刀扔向我！
趙：但是她的房間還要很新鮮的空氣。怎麼保持新鮮呢？比如她在某個房間呆夠一段時間以後換房間，這間你給她通風，打開窗戶，進新鮮空氣，通完風後把窗門都關上，還要保持規定的溫度。
江青再就是怕聲音。我們說話要站在她的斜前方，靠近說話你就必須蹲下來說，不能高於她的水平視線。她要求我們說話要慢，聲音要適中，走路時不能有衣服摩擦聲，腳步要輕，不能帶風，否則她就出汗。
周：要是一點聲音都沒有也不行，如果突然發現身邊有人，她也會緊張。所以我們進她的房間時，要有一點輕微的聲音，讓她能意識到你進來了，這樣才算恰到好處。
有一回，新調來一位替班的警衛員，第一次見江青時穿著布麵牛皮底的鞋，走路時，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江青說，“你這是什麼鞋啊？可不得了，讓我冒一身的大汗！”警衛員就趕緊換了雙膠鞋，可房間裏有一段鋪的是橡膠地墊，鞋底蹭上還是“吱吱”響，江青要求他再去換鞋。又換了布底鞋後，這位警衛員緊張得都不知道該怎麼走路了。他為了不出聲，腳高高抬起再輕輕放下，就跟咱們有時候看的電影裏那種慢鏡頭似的，江青又說：“瞧你那是什麼姿勢，怎麼邁的步？”
楊銀祿：後來到大會堂開會，她說：“小楊你得跟著我去，叫他（警衛員）坐前邊，你坐到我旁邊。”我說為什麼呀？“給我壯壯膽兒，我太害怕他了。”就這樣，小周坐左邊，我坐右邊，江青坐中間，警衛員在前邊不知所措。
周：幾十年後，我們在一次會議上相見，他已經認不出我了。當我問他“牛皮底鞋還出聲嗎”？他立即喊出“是小周啊”！可見此事給當事人的印象之深是一生難忘的。
趙：她心情好的時候，既不怕聲音，也不怕風。在海南島、青島療養，她乘坐艦艇高速前進時風很大，她在快艇上還指揮其他艦艇，大喊“全速前進”！並對李作鵬說：“你去告訴你的部隊全速前進，我怎麼指揮不動啊！”當時我觀察江青，她一點都沒出汗，也不怕風了。
周：在海南島，有天晚上江青說早些睡，明天早點叫醒她好去趕海，把水桶和小鏟子也備好。第二天拂曉全體出動，正趕上退大潮，江青興致勃勃趕海，貝殼、小海蟹、海螺、海蠣子、海菜等撿了不少。太陽露出海麵，海水又漲潮了，大家勸她回去，她自己把褲腿卷過膝蓋繼續走。海水漫過腳麵鞋子濕了、水到了小腿、水過了膝蓋、褲子濕了她全然不顧。我們擔心她受涼在周圍多次提醒，她才意猶未盡邊撿海物邊往回走。在海水中走了這麼長時間，她也沒任何不適。
江青在釣魚台中心區10號樓住，窗戶有四層玻璃，她說能聽到軍博路上的汽車聲。還經常說外麵鳥叫聲、蟬鳴聲影響睡眠。1970年11月，在海南島高炮陣地，為了照相，她要求幾門高射炮同時開炮，對震耳欲聾的炮聲卻毫不在乎。
鄭仲兵（以下簡稱鄭）：這在醫學上有根據嗎？
趙：人們在這種情況下受精神因素影響特別大。比如興奮點在攝影或趕海上，心情好的時候，對一些風、聲音的刺激就不敏感也不在意。而在失眠時對聲音就格外敏感。
周：江青還有個忌諱，就是怕在住處見到生人，因為見到生人會緊張，出汗，有時候還會生疑心。即使是每天送文件的機要通訊員對她也得回避。10號樓大門一進去就是一個廳，送信送文件的人，隻要一聽她要出來了，趕緊往兩邊跑。兩邊一個是開水間，一個是打掃衛生的工具間，能躲就躲。有一次江青沒按鈴就出來了，一個送文件的同誌來不及躲了，就一下子蹲到沙發後麵。沒想到江青一下子坐在沙發上，我們緊張的心都要跳到喉嚨口了，趕緊請她去空氣新鮮的客廳散步，這才化險為夷。一位首長的警衛員說：一聽江青要來大家都想躲開，可總得有個端茶送水的吧？輪到我值班隻能硬著頭皮送，真不知道你們這日子是怎麼過的！
確實，江青常去的地方，人們一聽她要來了，除了開電梯、端茶送水的服務人員以外，全都躲起來了，都怕飛來橫禍。這是有前車之鑒的。
1968年春，江青到大會堂開會，在會議廳門口，周總理的衛士長成元功很有禮貌地招呼她。誰知江青硬說成元功擋在門口不讓她進門，懷疑裏麵開什麼會。她氣衝衝的往裏走，在大廳門口江青大聲叫：“總理，外麵有條狗！”那天我在場，大家都很詫異，沒見到周圍有狗啊？江青怒目切齒喊著：“孫維世是一條狼，成元功是條狗，曆史上就是個壞人！”（孫維世是革命烈士孫炳文的女兒，總理的幹女兒，文革時慘死在獄中）無論總理和與會者怎麼解釋她都不聽，罵不絕口，還說“再也不想見到成元功了”。結果成元功進了學習班，而後在江西“五七”幹校勞動了七年，我們兩人曾在一個排勞動。他1940年14歲時參加革命，1945年到周副主席身邊，陪同參加重慶談判；解放後隨同總理出訪各國。跟隨總理二十多年，熟知總理的工作和生活習慣，曾共同曆經風險。說到總理在這幾年的勞累、為難和無奈，老成唏噓不已。他當時雖遠在江西，但對總理的一切仍是牽腸掛肚，對江青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把矛頭指向總理十分憤慨。
李：說她怕見生人，在青島棧橋那兒她也不怕見生人了？
趙：那是她有思想準備，要見群眾啊！
周、趙：江青生性多疑、神經過敏，常懷疑有人害她。懷疑是多方位的，包括見到的人（甚至身邊的工作人員）、吃的藥、聽到的聲音、在樓之外吃的食物等，這種例子太多了。
周：有次在16號樓開文革小組碰頭會，會上她吃了不少櫻桃，轉天牙齦有些不適，就懷疑櫻桃有毒，她追查櫻桃來源、怎麼清洗的。查的結果是來源清楚，同桌的人吃後都沒什麼不舒服，這才不了了之。
她在一些會議上見誰不順眼或哪句話不順耳，就說：“我一看你就是個壞人，××給我查查他是個什麼東西？”
趙：1971年她去青島，遊棧橋時有幾個群眾認出她，有的鼓掌、有的呼口號，圍觀的人很多，當時她很受用，興高采烈。之後反過來說成是有組織的圍攻事件，趁人多的時候謀害她。
周：了解江青的人都盡量回避她，周總理和其他領導到江青住處，他們的警衛員和醫護人員無論是寒冬還是酷暑不管多長時間都在車裏等候，連喝水都是內勤給他們送到樓外。誰都怕惹上是非，還不如躲遠些安全。
隨著職務的升遷，尤其是她當上政治局委員後，權力在手，脾氣更見長。大家最難辦也最怕的，是一些生活上的事，往往會被她上綱上線扣上頂政治帽子。
趙：還有就是怕冷怕熱，對溫度要求苛刻。江青對室溫的要求是，冬天攝氏21度正負0.5度，夏天26度正負0.5度，釣魚台她住的所有房間和常去開會活動的幾座樓以及大會堂、中南海、京西賓館等開會的地方都要求統一溫度。當時釣魚台各樓房都用中央空調，後來配了單機空調。由於地方大，溫度統一難度也大。我們把室溫看成工作重點，小心謹慎地對待。而江青往往因為自己情緒不佳，硬說溫度不準，無中生有，指責工作人員。
周：江青既要求空氣新鮮又要室溫隻能有正負0.5度的波動範圍，這副重擔落在幾位內勤兼樓內警衛同誌的肩上。他們幾位來自警衛毛主席的一中隊，樸實、機敏、責任心強，素質都非常好。雖然有的來自農村，但盡快掌握了當時罕見的中央和單機空調通風技術。他們負責樓內警衛、衛生、燒水包括隨車水箱的準備，有時還幫我們洗江青的衣服。多年來我們值班時，飯都是他們從食堂幫著打回的。為了讓我們能安心睡一會兒，他們在門口值班時幫我們聽打鈴。遇到難事時都互相關心鼓勵，這些戰友給予我們最默契的配合和支持。
趙：江青對洗漱水、飲用水及飯菜也都有溫度要求。有次她感冒，對溫度格外挑剔，她喝水時，一會說：“你怎麼給這種溫吐吐的水？我的胃要壞了。你這是害人哪！”稍加一點熱的，她又說：“你想燙死我？”我們隻好找來一把水溫計，校對好後，將入口的東西都經過測溫。
她從不直接用衛生間熱水龍頭的水，嫌溫度不恒定；臉盆的水不流動又不衛生。我們要在大搪瓷缸兌好水，她邊洗手時要以一定速度給她倒水。後來我們也有經驗了，水兌好了，放到自己手腕內側這個位置試，這裏的皮膚是最敏感的。經常試溫，感覺也準了。
趙、周：除此之外，說到她的“怕”，我們聽到江青多次說過“我不怕被殺頭，就怕不死不活地給養起來”。說此話時表情凝重。要我們看，與其他幾怕相比，這可能是她的最怕了。
鄭：這或許多少反映了她的性格和人生觀。從後來法庭宣判時她高呼口號以及最終選擇自殺為結局的舉動看，在這一點上，她是說話算話的。至於如何評價她的價值取向，那是另一回事。
（責任編輯黃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