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蛟：這得從我們的現實說起，我是深受噪音之害的眾人中的一個。以前，我們生活的村莊就在工業區包圍之中，無數個夜晚，建築工地上機器轟鳴。我隻好卷起鋪蓋逃往單位簡陋的宿舍，但我的父母還在那裏苦苦忍受噪音折磨。後來林立的廠房終於造好，但時常會有深夜下班的人尖聲嘶叫著“死了都要愛……”從村道上走過去，這樣我就會從夢中驚醒，再也睡不著了。
在我們生活的世界裏，嘴巴吃不到幹淨的糧食，喝不到幹淨的水，鼻子和肺呼吸不到純淨的空氣，腳踩不到柔軟的泥巴……而耳朵呢？它們也一直被淩辱。我就有了個念頭，如果可以選擇，我們身上的哪個器官願意留在哪裏呢？這樣一想腦海裏就生出了這個童話的雛形。這個童話是想告訴所有人：在逼仄的環境裏，我們正在喪失人作為自然人的尊嚴。我多麼希望這點尊嚴能夠重回每個人身上，希望這點寧靜能重臨每一隻耳朵。當然，童話中耳朵置身的小城與後來飛臨的森林，正是我們現實生活與理想生活的反差。我想喚醒對現狀麻木的心靈，也喚起人們對自己生存環境的關注和熱愛。尤其是孩子，我希望他們讀了這個童話後，明白一個人的尊嚴有時候不僅僅是道德層麵的，當人喪失自然性的時候，當人的生存空間變得越來越尷尬的時候，其實人就不成其為人了。
謝誌強：我曾說，要像寫小說那樣寫報告文學，寫散文隨筆。小說和報告文學和散文隨筆最大區別在於，小說是虛構的藝術，而後者不能虛構。但是，要把小說的方法，小說的元素引進，使得報告文學、散文隨筆增強表現力。《秋白，1935》，瞿秋白被俘，他以醫生林琪祥的身份出現，這段關於雙重身份的敘述，以至他被叛徒認定了，他的口氣表現出超然，說：“你們執意說我是瞿秋白，我就真是瞿秋白，至於前些時間說的林琪祥，你們權當我寫了一篇小說。”瞿秋白是用創作小說的方式來答口供——真實與虛構，瞿秋白虛構了個林琪祥，而我閱讀時，不會認為你在虛構。瞿秋白還有其他身份：病人、文人，但核心是革命家。包括自己虛構的林琪祥，瞿秋白遊走在多重的瞿秋白裏，主線是革命家的瞿秋白，你打開了他的心靈之窗。最後，他選擇了就義的姿態：坐。你在寫人物係列的紀實性散文，動用了小說的手法，在寫這類散文時，你取材和表達的側重點傾向於什麼？
徐海蛟：2007到2008年，我決定寫一組曆史係列散文，叫《尋隱者遇》，一寫就寫了十幾萬字。我企圖將目光和關懷透過諸多宏大事件，最後落在那些細小的情節上。我將話語和心情都還給了那些曆史裏的人物。我讓他們在一個早晨醒來，重新微笑，說話，惱怒，憤慨，重新心緒綿長，患得患失。《秋白，1935》就是《尋隱者遇》裏的一篇，我嚐試用各樣手法來完成一篇人物散文的敘述，有小說的匠心，也摻雜著詩歌的氣息，也有暗含心思的虛構。當然，這一切都圍繞人物的主題事件展開，那些關乎命運的事件，我紋絲不敢動，這是不能由外人更改的，是人物的履曆。我覺得寫曆史人物的散文，最可怕的是落入考究和學術研討的癖好裏去，那樣寫出來的人就缺乏血肉和靈魂，隻是個遙遠的木偶。
你問我，寫這類散文時，取材、表達的側重點傾向於什麼？我覺得我關注的總是那些跟重大命運轉折連在一起的微小細節，那些細節最能見出人的真性情。我寫這類散文是想呈現鮮活的人，盡管他們的名字已經進入史冊。他們有情緒，有自身局限，有作為人的種種可愛和無奈，這樣才是讀者所願意見到的人。例如瞿秋白，不管曆史對他的定論是什麼，盡管他的多重身份裏革命者是最主要的身份，但骨子裏他是個有骨氣的書生，他有書生的節操，有書生的處世方式，他也有書生的意氣。同樣作為書生，我想他與我會有某種共通。這樣，我是不是更容易理解瞿秋白。我去講他的故事，就像講一個老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