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之源
一個宣稱以弘揚民主價值為使命的國家，何以深陷腐敗泥潭呢？罪魁禍首當屬頂層製度設計的偏差，政黨分肥製主導下的政府不可能廉潔高效。
一般來說，一個社會的腐敗程度，與迅速的社會經濟現代化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在同一社會中，腐敗現象在轉型時期比在其他時期更易為人們所容忍。
進步時代前夜的美國，無論達官顯貴還是平民百姓，普遍表現出對道德腐化和政治腐敗的司空見慣。在官場，官員們信奉“腐敗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因而對腐敗有相當高的容忍度。麥克伊在其名著《難以捉摸的共和國》中辯護說，美國許多經濟發展遠景的實施，必須依靠公司來推動；如果共和黨人抨擊公司是腐敗工具，就難以推動自己和選民渴望的經濟發展。
在民間，公眾對社會問題漠不關心且道德觀淪喪。一個不顧個人道德的社會，不會對官員們的腐敗行為感到激憤，如斯蒂芬斯所指出：“美國人民糟糕的行政管理，是美國人民自己造成的……貪贓枉法的風氣就是美國的風氣。”曆史學家莫裏森和康馬傑則感歎：“幾乎在所有的地方，舊道德標準都被破壞了，對於許多人來說，正派似乎離開了公共生活。”
與此同時，新興的利益群體急於在利益重構的版圖上攻城略地，或消極無視官場的腐敗習氣，或主動憑借手中的金元為腐敗大廈添磚加瓦。
對新興的大企業來說，它們控製著經濟資源，並試圖在政治領域有所作為，難免催生“財富收買權力”之風。政府手中掌握大量的公共資源，比如土地和礦產等公共財產、法律規章製度的設立等，商人們則聚斂了大量財富。憑借手中的金元，商人瘋狂“收購”官員手中的公共資源。在銀彈的攻擊下，官員紛紛淪為商人的俘虜，從而使後者逃脫了本應履行的賠償責任，而弱勢群體的應得利益卻無從保障。
急速的城市化產生了大批移民。對這些移民來說，能否通過選舉這一權力或利益再分配過程來改變自身命運至關重要，而官員們的誠實品格與廉潔作風則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列。在他們眼中，效忠代表自身利益的某個人所帶來的實惠，遠高於效忠抽象的法律和道德準則所帶來的實惠。官員們抓住新移民的這一軟肋，轉而以就業機會、住房或公民證等為誘餌收買新移民，以便維持和鞏固自身的執政地位。
在新移民對政治腐敗的默許甚至縱容下，一些原本無黨性的組織迅速演化成政黨分肥的操作機器。比如，紐約市的坦慕尼協會，之所以從一個慈善機構蛻變為影響最大的政治機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大批愛爾蘭移民的加入。
社會轉型通過擴大政治係統輸出功能，增加了腐敗空間。轉型時期的經濟發展往往意味著政府職能的擴張與官員們權勢的擴大。從1870年到1913年，美國的GDP總量增長了2.4倍。經濟發展與鐵路建設的飛躍，煤氣、電力等新興產業的興起，與市政建設緊密聯係在一起。鐵路作為第一大生意，也是第一個衍生了龐大行政管理機構的大行業。
而煤氣、電力等新興產業，則由政府授權和特許私人經營，這就給腐敗留下了極大的空間。
在城市化進程中，政府對市政規劃的大規模投資，為官員們創造了大量以權謀私的機會。此外，美國地方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的行政管理亦逐步加強。一批規章製度的頒布與實施，刺激了官員們創造租金的動機，並增加了其操縱經濟活動的可能性。
公民覺醒
美國經濟學家沃利斯有言：“從某種意義上說，發展中國家真正能夠從美國曆史中吸取的一個經驗教訓，就是美國怎樣根除了製度腐敗。”美國人根除製度腐敗的手法不外乎兩點：一是限製掠奪之手，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牢籠；二是重新喚醒公民責任感，以公民權利遏製公共權力的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