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牢籠，進步人士首先糾偏頂層製度設計，以功績製代替號稱“腐敗之源”的政黨分肥製，並出台一係列與抑製腐敗密切相關的法律。比如禁止公司向聯邦公職候選人捐款的《謝爾曼法案》（1907年）、開啟美國官員財產申報製度先河的《聯邦反腐敗行為法》（1910年）和禁止聯邦文官參與政黨活動的《哈奇法》（1939年）等。
這些法案為保證政府廉潔、防止金錢對選舉的滲透和腐蝕，起到了製度上的保障作用。
明確劃分聯邦政府、州政府與地方政府的事權與事責，強化聯邦政府對州、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權的限製及監控力度，是抑製腐敗蔓延的有效手段。在進步時代，美國聯邦政府在影響甚至控製銀行業、保險業、運輸業、食品和藥業競爭以及各州間貿易等方麵的權力急劇膨脹，最終取代州和地方政府成為經濟運行的主要管製者。
明確劃分權力與權利的邊界，亦能減少政府設租的空間。政府限製市場和資源的準入，是誘發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減少腐敗的產生，進步人士實施了一係列釜底抽薪式的改革舉措，即還權於社會，將原本一些被禁止或限製的活動合法化，杜絕了商人尋租的念頭。
比如在美國實行禁酒的1919年至1933年間，非法生產和兜售酒類猖獗一時，執法官員的貪賄之風也愈演愈烈。而當政府最終解除該禁令後，相應的腐敗現象也就銷聲匿跡了。
進步人士堅定地認為，公民應該對腐敗承擔起道德責任，哪裏的公民羸弱無能，哪裏就會腐敗蔓延。隻要喚醒人們沉睡的道德意識和責任感，就能有效地遏製腐敗。
“為了喚醒一個明顯無羞恥的公民的自豪”，斯蒂芬斯在《麥克盧爾》雜誌上一連發表六篇文章，逐個揭露了聖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匹茲堡、費城、芝加哥和紐約等城市的政治腐敗。斯蒂芬斯一再聲明：“我的特殊工作，就是要揭批美國政治中存在的腐敗現象、腐敗分子及政治不公現象。”
就抑製腐敗的效果而言，強有力的公共輿論監督力量有時比嚴酷的法律作用更為顯著。斯蒂芬斯等人所主導的黑幕揭發運動，不僅發現了現實中存在的社會問題，並督促政府解決了相當一部分問題，更重要的是，這一運動對當時的社會價值觀念的轉型，特別是社會良知與公民道德意識的覺醒，起到了重要的喚醒作用。
通過他們的調查和文章，全社會都意識到腐敗的嚴重與危害。他們對政治醜聞的揭露和批判，也會導致政治家競選敗北、引發檢察機構進一步調查介入，並迫使立法者頒布新的道德限製來保證公職人員的獨立和公正。
恢複公民精神，除了占領輿論高地，還必須通過各種政治改革讓公民重新獲得自己曾讓渡的權力，從狡猾的政治機器統治集團手中奪回提名、選舉候選人以及決定政策的權力。
為此，進步人士推行了一係列政治改革，以擴大公民對公共事務的直接參與。
改革舉措包括直選議員，賦予婦女以選舉權，普及動議權、公民投票權和罷免權，以及推進地方自治修正案和地方特許權運動等。通過這些給公民賦權的政治改革，進步人士有效削弱了政府機器在對付人民時所擁有的優勢，從而推動了一個清廉高效政府的來臨。(顏昌武 劉亞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