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蛻變
生活
作者：黃瀚玉
加藤嘉一又回來了。
在此前一年的時間裏，加藤在哈佛做訪問學者。不再是高產“公知”的加藤有時間發呆、做飯、好好衝咖啡和睡前散步，他將這種狀態視作體驗生活。“有一次我不帶手機不帶書，隻帶了現金在咖啡館待了五個小時，那是人生第一次，太不容易了。”加藤告訴《環球企業家》。
以前在中國，加藤要去咖啡館，明知自己看不了太多書，也要隨身帶好幾本，名片也是必不可少，以防在咖啡館遇到什麼需要認識的人。雖然這次隻在中國待短短一周做學術交流，加藤也讓自己回到了從前緊張而高速的生活—“早上四點起床，寫作到七點，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十二點都有安排”。《環球企業家》問他如果僅選其一，他會選擇美國的悠閑還是中國的忙碌，加藤選擇了後者，並稱這是“生理反應”。
按照加藤嘉一的計劃，在前往美國求學之前，他會在中國各地帶著新書做演講，並在最後一場講座上大哭一場來表示對自己生活了九年的地方的感情。但去年五月在南京先鋒書店演講時的回答讓這一完美謝幕泡湯。加藤在那場講座的互動環節中表示自己對南京大屠殺一事“不太明白”。隨後鋪天蓋地的謾罵攻擊與抵製、封殺的呼聲讓他幾乎失去理性，事件爆發的那晚成了他在中國感到最恐懼的一晚，而這件事也折射出了一位想利用研究中日關係為資本的日本人，在中國的自我認知矛盾。
加藤嘉一告訴《環球企業家》，他希望自己的聲音既能被公眾接受，又能被政策製定者肯定。為了讓自己言之有物，他在寫中朝關係的時候親赴邊境走一遭，為了擴充人脈，他可以故意碰掉某個高官掛在椅子上的西裝來搭訕。這隱隱透出了加藤為自己設計的奮鬥軌跡。他很早就決定在日本從政，但日本政治社會等級森嚴，來自伊豆、並非生於政治世家的他想要進入仕途的機會微乎其微。通過成為“在中國最有名的日本人”則能讓他曲線救國。加藤的計劃幾乎快要成功了，他的言論已經“出口轉內銷”出現在了日本的媒體上，書也擺在了日本書店中的顯眼位置。
但如此的奮鬥軌跡也招致了不滿。有人認為加藤太過自我炫耀，他常提到和某些高官、學者有交情。最致命的炫耀則是履曆造假—他入讀東京大學卻主動放棄的“傳奇經曆”去年十月被媒體爆出不實，引發了他個人的誠信危機。還有人認為他是個利用信息差中日兩邊騙的騙子。
一年過後，愛“自我炫耀”的加藤也謹慎和保守了很多。此次接受采訪後不久，他在中國寫的最後一本書也即將在香港出版，出版社稱該書主要講其如何“在美國遠距離觀察中國”。但這位曾經總有意無意自我炫耀的日本人變得謹慎且保守，反複強調該書大部分內容是在離開中國前寫下的。而被問及去了之後美國到底自身有何提高，加藤說道：“我隻能說有一點點變化，不敢把它說成是提高。”
Q：你在美國到底發現了什麼新東西？
A：到美國以後，我可以慢慢思考。原來記者甚至還沒問完，我就回答，現在我會先想一下。一個外國人跟中國打交道，西方人總是強調價值觀，我當時覺得距離感比價值觀更重要。當時我已經意識到太近有太近的麻煩。在哈佛現在有很多學生天天練中文。我以前想的是日本和美國有同盟關係。但是我現在感覺到在美國，中國影響力的大，沒有多少人在討論日本問題。
Q：有人認為你的觀點並不獨到、深入，獲得關注是因為你“日本人在中國”的身份
A：我在處理敏感問題的時候，不可能不考慮我是日本人的立場，也不可能不考慮我正在表達的對象，中國人。我的寫作標準是這樣一張圖，圖上是兩條相互垂直的直線，上下兩端是中國和日本，左右兩端則是政府決策和公眾輿論，並在兩線交彙處打上著重號。我能寫的東西是這裏，其他都不行。我始終是很忍耐的，很多東西不能表達、沒法表達。
Q：針對你的抨擊裏麵，你自己最受不了的話是什麼？
A：坦白地說，沒有受不了的。履曆這個事很簡單，我承認我幼稚，當時胡說八道想給自己一些底氣。我的生存欲望特別強烈，我一直在動腦子，為了在這個陌生的土地活下去該怎麼辦。我到中國各個高校演講，很多人拿著《看天下》過來，說高中三年都是看我的專欄過來的，我都要流淚了。我覺得這是人的本能欲望，你沒有理由不高興啊。麵對很多的質疑說他到底跟什麼機構有關。其實我什麼都沒有，隻不過想憑借我能夠依靠的東西去闖，所以犯了很多錯誤。
Q：你打算如何去修複和讀者的感情？
A：對於我的過去，有人失望有人憤怒，但沒有人因為我傷害到具體的東西，大家頂多是對這個人的看法變化。很多長輩、朋友還是蠻鼓勵我的。我不要把精力放在“贏回”兩個字上麵，被拋棄了就被拋棄了，一個男人要好好麵對現狀，好好地寫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