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的修改稿裏麵提出的一些還沒有人提出的比較新穎的論點出現在《紅旗》雜誌的文章裏麵，使我不能不放棄這種已經顯得陳舊的論點，重新去找更新的論點，當然這些論點出現在《紅旗》雜誌的文章裏麵，很難說不是《紅旗》作者首先提出的，可是在我思想上始終是一個疑團。
（2）《紅旗》印刷廠通知我，這篇文章的修改在他們那裏不能作為“急件”處理，戚本禹也向我訴苦，說是印廠實在太忙了。我為了爭取時間，不能不中途把稿子轉移到《人民日報》去排。
（3）我多次向戚本禹了解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他做出很神秘的樣子，拒絕見告。
由於有了這樣一些跡象，我逐步得到一個結論，認為戚本禹為了搶先，有意使我落後。我隻得下定決心，少了戚本禹這粒蹩（“蹩”字應為“蓖”字——編者）麻子也榨出油來。我認為無論如何，批判吳晗這個大方向總是不會錯的。那怕落後，我也要獨立把這篇文章改寫成功。可是這麼一來，我同戚本禹的關係就壞定了。
我從我同戚本禹的這些直接的接觸中，判斷他是個缺乏思想改造，世界觀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的人，強烈的個人主義支配著他的行動。他抱著個人野心，用完全是資產階級的作風來做《紅旗》雜誌的工作。他的長處在思想敏銳，文詞足以動人，可是由於他是以資產階級世界觀為指導的，這種長處恰好成了為非作惡的本錢。而且因為有這麼一點本錢，他對人家的評論總是語調傲慢，火辣辣的，全無半點平等待人的普通勞動者的樸實態度。這樣一個人，看準了風向，在一個大的鬥爭中一時行動合乎規律，很快上升，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在上升以後，因為缺乏思想改造，舉動乖張，露出本來麵目，很快摔了下來，也是合乎規律的。
這種觀察，當初無非見微知著之談，在為大量事實證明以前，是誰也不會相信的。甚至我自己，也未免疑是疑非，隻不過內心有所保留罷了。因此不能向上反映。可是我對一個人講了，也就等於對許多人講了。當時戚本禹的表演還剛剛開始，要人們也對他采取保留態度，實在太困難了。我受到責難，是可以理解的。現在戚本禹的表演已告結束，真相大白，倒是給了我們不少有益的教訓。
1968年二月廿四日
（作者為上海師範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洪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