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澍看戚本禹
人物誌
作者:朱瑞熙
1965年5月,我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文革後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通史編寫組工作,成為範文瀾同誌的助手之一。此時,範老主編的《中國通史簡編》已經出版了四冊,範老要求我為他繼續編寫宋代曆史準備資料。1966年6月初,近代史所的部分青年起來“造反”,自發組成“文革小組”,領導開展“文化大革命”,揪鬥四位副所長即劉大年、黎澍、李新、張崇山同誌。其中黎澍同誌最嚴重的“罪狀”,是肆意攻擊“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戚本禹。按照當時的“極左”思維和邏輯,反對“中央文革”就是反對文革,就是反對共產黨、反對毛澤東。我和近代史所的部分老同誌剛從江西豐城縣搞“四清”回到北京,很多情況不清楚,也不知道是誰揭發黎澍同誌的,也不清楚這條“罪狀”的依據。
1968年年底,上麵派來了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不久,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後來我被調入本所曆史問題專案組,負責審查幾位老同誌的案件。其中,黎澍同誌的專案材料就轉到我的手裏。前一陣,我因為搬家,整理過去的筆記本,偶然從1969年3月到8月的筆記本中,發現了黎澍同誌親筆寫的題為《關於戚本禹》的材料。因為我手裏藏有他好幾封信的批件及信封,熟悉他的筆跡,雖然這份材料最後沒有署名,但判斷就是出自他的手筆。加上我還記得文革初期他被揭發“攻擊”戚本禹這件事,所以肯定這是他寫的。
在文革中,這種材料被稱為“交待材料”。黎澍同誌使用了1966年10月北京市電車公司印刷廠生產的稿紙,紅格,紙較薄,紙質較韌,每頁400字,用單麵的複寫紙複寫。我手頭的這份是複寫紙複寫的一份,共5頁。當時應該有一式兩到三份,其餘幾份估計在文革結束後已經銷毀了。
今天看來,這份材料還有一定的曆史價值。首先,這是黎澍同誌的親筆文書,對研究和編寫他的曆史是第一手的資料,值得收藏。這份材料顯示他為人的正直、真誠,對後進的提攜、關愛;又顯示他目光敏銳,別具隻眼。其次,從文革史的角度看,這是記述戚本禹此人在文革初期,如何從飛黃騰達、一步登天、不可一世到迅速垮台、自食其果的過程,是研究戚本禹曆史的不可多得的文獻。再次,對探討文革初期中宣部領導人周揚、林澗青等的作為,有一定的價值。第四,對評判這份材料一開始提到的另一位曆史學家劉大年同誌的人品,也有參考價值。從中,後人可以猜測文革初期黎澍同誌的這條“罪狀”是劉揭發的,這在當時可謂重磅炮彈,足以置人於死地。以下是黎澍同誌《關於戚本禹》的全文。
關於戚本禹
1966年五月初,戚本禹批判《北京日報》和《前線》的文章剛在《人民日報》登出來,我對劉大年加以評論說:“這篇文章寫得好。我看這個人不但是這篇文章寫得好,而且會很快上升,不過摔下來也會是很快的。”這話總結了我對戚本禹的印象,現在事實已經證明是一個相當準確的預言:戚本禹上升了,又摔下來了,時間一共才不過一年零八個月。
我大概可以算得是戚本禹的一個比較早的支持者,他的那篇《評李秀成自述》是根據我的意見發表的。由於這篇文章的發表,我在1963年九月十四日中宣部召集的討論《曆史研究》編輯工作的會議上受到了周揚的批評。戚本禹對我是感激的。到1964年毛主席指示公開討論李秀成問題的時候,我找戚本禹寫文章,他立即把他的第二篇文章《如何看待投降變節行為》的初稿交給我。他說,他要出差了,全權委托我修改。他對我表示非常信任我修改他的稿子,不論我作什麼修改,他都是樂意的。當然,他的稿子最後還是由他自己改定的,我沒有替他修改,但是他對我講的這些話說明當時他同我的關係很不錯,至少他還沒有把我看作敵人。這篇文章發表以後,全國各大報都轉載了,並且把《曆史研究》在前一年發表的《評李秀成自述》也轉載了。戚本禹成了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新出現的人才,緊接著就被調到了《紅旗》雜誌編輯部。
1965年十二月,中宣部決定組寫三篇“重點”文章對吳晗進行批判,指定我負責組寫曆史人物評價一文。我一時沒有想到適當的合作者。林澗青建議找戚本禹,他知道在李秀成問題上,我同戚本禹觀點一致,戚本禹是個可以合作的人。他的建議果然得到了我的同意。這篇文章計劃分三部分,我寫第一部分,李龍牧寫第二部分,戚本禹寫第三部分。當時我對吳晗問題還說不上有什麼了解,就委托李龍牧在寫第二部分的時候,連第一部分也寫了下來,以便我有時間研究吳晗的作品,最後把這篇文章改出來。所以這篇文章的初稿實際上是由李龍牧和戚本禹執筆的。李龍牧和戚本禹兩人寫的稿子比較起來,李龍牧的稿子是差的。交稿以後,戚本禹拿去改了一遍,就發排了。戚本禹對我表示了對李龍牧的不滿,同時對這篇文章不受中宣部重視感到遺憾,說後來署名方求的那篇文章,“周揚同誌親自參加討論,逐字逐句修改。”言下很是羨慕。這篇文章排好清樣以後,戚本禹立即交給林甘泉,要他全麵修改一次。林甘泉作了很大的修改,可是仍然不能令人滿意。此時已是1966年一月初旬了。我決定集中全力來修改這篇文章。我的最初兩次修改稿印出以後,戚本禹還是熱心的,他總是先征求中宣部意見,然後來同我進行討論。“‘資產階級曆史學的複辟’不能提,林澗青說的”;“‘吳晗是胡適的門徒’不能提,許立群說的”。這是我至今還記得的戚本禹對我的傳達,而且在當時他是很堅持的。後來這篇文章一直拖延到三月底,易稿十次,才算勉強完成。原因是這時《紅旗》雜誌決定投入這場戰鬥,戚本禹對這場戰鬥有了充分的了解,可是他不僅要做好《紅旗》雜誌的工作,使《紅旗》走在全國報刊的前麵,而且他本人還要大顯一番身手,走在一切人的前麵。這樣,他就感覺正在由我加工修改的文章首先同他發生了矛盾,他必須盡力加以阻撓和破壞。我最初對發生在戚本禹思想上的這個變化缺乏了解。我修改出來的稿子照例首先送給戚本禹提意見,把他看做是最可靠的合作者。可是戚本禹的反映越來越慢了。後來我就發現一係列使我不能不感到奇怪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