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張伯駒的文革“交代”(1 / 2)

張伯駒的文革“交代”

人物誌

作者:章詒和

2009年1月,我收到吉林大學教授王同策先生寄來的掛號信,裏麵是他找到的一份張伯駒先生寫於文革的交代材料的複印件。王先生表示,自己已讀過《往事並不如煙》《順長江,水流殘月》,很希望我把“往事”繼續講下去、寫下去。於是,複印了這份材料,或許將來再寫張伯駒時多少會有些用途。

材料看後心情複雜,一直沒有拿出來“使用”。因為我覺得現在的人讚賞張伯駒,但未必理解張伯駒,更不易理解關在牛棚、交代“問題”的張伯駒。在文革中,知識分子幾乎人人都有“問題”,個個都須“交代”。寫檢查就像每天吃飯一樣,“問題”少的,吃一碗;“問題”多的,吃兩碗、三碗。張伯駒的“問題”實在是太多了,從家庭,到書畫,到鑒定,到講座,到說戲,到打譜,到社交,到民主黨派,到右派,到……一張紙上羅列出三十八個“問題”,也就是說,他一氣兒要吃下三十八碗飯。不奇怪,誰叫他那麼有才?涉及那麼多的領域?交往那麼多的人物呢?

用鋼筆寫在練習本上,無塗抹亦無修改,事情注明時間、地點,牽涉到誰,照直寫出姓氏。敘述扼要,情緒淡定,一件事說完,就給自己扣上一頂帽子;接著說第二件,再給自己扣上另一頂帽子。比如,第十八個問題是交代“自然災害時期,聚餐,買手表”,緊接著寫道:“不僅是生活奢侈問題,與勞動人民對比是罪惡問題。”

有一個問題是交代宋振庭,宋振庭時為中共吉林省委宣傳部部長。把在北京賦閑的張伯駒請到吉林省博物館當副館長,就是他的主意,也是他辦的。文革一來,宋振庭立即倒台。張伯駒自然也就必須交代與宋振庭的往來。他寫了兩條“交代”,第一條一句:“他說我不懂政治,要幫助我。”第二條兩句:“宋振庭說我不是搞政治的,是才子名士,統戰對象,我認為是知己。其實,才子名士是文化革命對象。”看了,不禁大笑,可謂民國公子本色不改。

交代材料裏的有一條是“交代”對毛主席的態度。他這樣寫道:“擁護毛主席不徹底。從封建主義的《資治通鑒》出發,在西安聽說毛主席還看《資治通鑒》,心裏很高興,不似工農兵擁護毛主席從熱血出發,比爹娘還親,還是世界觀根本問題。”張伯駒很老實,老實到傻,傻到可愛。

張伯駒是右派,又是中國民主同盟的老成員。在1946年的上海即與張瀾、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等人有所交往。自然,與章、羅二人的關係就是必須徹底交代檢查的了。

他寫了羅隆基一條,“交代”如下:“羅隆基常買假字畫,有時打電話約我到他家鑒定字畫。我認識到羅隆基是政客。1956年,我將所藏晉、唐、宋、元法帖、文物捐獻給國家。這一年到他家,他說我是書呆子。他說藏這些古代書畫,珍貴得了不得。共產黨,我看不在乎。毛主席每天接信豈止一萬封,還記著你的信?你如果想一個位置,由我們推薦就行了,無須多此一舉。我對羅隆基的話一言未答,以後就再也不去他家了。”

張伯駒的文字,描述出一個真實的羅隆基,且傳神,我能想象出羅先生說話的口氣和樣子。提筆寫這條“交代”的時候,張伯駒心裏清楚:努生(羅隆基字)已死。

說到與父親章伯鈞的交往,張伯駒便費些筆墨了:“章伯鈞1957年春在美協參觀時遇見,他約我到他家午飯。這是第一次去他家。在車上,章伯鈞同我說,有需要他幫忙的事,他可以幫忙。意思是我們是老朋友。說要向政府推薦,我也沒有作答。在1959年冬,章伯鈞夫婦到我家去,說政治的事不能做了,今日座上客、明朝階下囚的意思。他女兒再有兩年高中畢業,現在學國畫。他想到潘素最相宜,求收她做徒弟。當時不好意思拒絕。潘素答應教她。第二天,潘素向北京中國畫研究會領導彙報情況。黨領導說,可以教她。所以到春節,章伯鈞必來拜年,我也回拜他。1961年10月,我來吉林省工作。62年春節回到北京,章伯鈞來我家拜年,我又回拜了他,不多時,羅隆基也來了,他與我打招呼後即與章伯鈞談話……我要走時,章伯鈞同我和羅隆基說,我們明晚在四川飯店聚餐。他去訂座,要我明天在家候著。他六點來鍾坐車去接我。第二天晚飯在四川飯店聚餐的,除章伯鈞夫婦、羅隆基和我以外,還有陳□□夫婦(作者注——陳銘德、鄧季惺),一個女的,也是政協委員,不是右派(作者注——康同璧)。63年春節回北京,章伯鈞女兒去我家拜年,我同她說我不去看你父親了。後來,章伯鈞也來拜年。我存在著封建思想,覺得不好意思,又去他家回拜。章伯鈞還約我夫婦在他家吃了一次飯……章伯鈞拿出他的字畫,看了。到前廳,看了他的十幾盆臘梅。這次又到四川飯店聚餐,還是以前的人。事後,我感到犯了錯誤。我是在職人員,章、羅是1957年向黨進攻的右派頭頭。這樣與他往來和聚餐是敵我不分。以後再也不到章伯鈞家與其見麵。以上的事我沒交代過,現在交代。”這麼一大段“交代”內容,說的無非是聚餐,拜年;再拜年,再聚餐;且不斷地重複——他說,這是自己“不分敵我”的錯誤,並保證“以後再不到他家了”——但是當他回到北京,聽說章伯鈞去世的消息,馬上偷偷跑到老宅去探望,聽說章家已經搬走,他又四處托朋友打聽新址,是第一個登門慰問我母親的人,而且是和妻子潘素徒步從地安門走到建國門——“交代”歸“交代”,做派歸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