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反右傾中的“九條大鯊魚”
往事錄
作者：馬懋如
1959年廬山會議批判了彭德懷同誌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後，在全黨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傾運動，據說全國被重點批判和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有三百幾十萬人。當時我在中宣部工作，我們中宣部在這次運動中重點批判了九位同誌，被稱為“九條大鯊魚”。
“鯊魚”之說，聽說出自毛主席之口。1957年反右鬥爭前夕，毛主席說：鯊魚浮出水麵來了！中宣部的“九條大鯊魚”來自運動中部內的大字報，在批判中廣為應用。鯊魚是要吃人的，表明九人的“右傾”危害之大。“九條大鯊魚”成了重點批判的九位同誌的集體代號，部內無人不知，如今50多年過去了，老中宣部的同誌們相聚，常提及“九條大鯊魚”，人們沒有忘記他們。
“九條大鯊魚”是什麼人
最大的一條“鯊魚”是宣傳處處長秦川；其次是：機關黨委專職書記袁靳（他曾任出版處、國際宣傳處副處長）、幹部處副處長王康、宣傳處副處長張軍、文藝處副處長蘇一平、體育衛生處副處長陳夢軒、文藝處行政十二級的幹事任桂林、宣傳處行政十二級的幹事馬子明、宣傳處行政十三級的幹事戴臨風。人數不少，陣容很強，涉及部內好幾個單位，他們都是各業務處的領導和業務骨幹。
當時中宣部部以下設辦公室及理論、宣傳、國際宣傳、科學、教育、文藝、出版、體育衛生、幹部共九處一室和機關黨委，都是司局級單位。部內除正、副部長及正、副處長外，其他在各業務處工作的同誌均無職稱和頭銜，一律是幹事，有大幹事、小幹事，有的幹事獨當一麵，負責一個方麵的工作。九位同誌都是抗戰前或抗戰初參加工作的老革命，是黨內的高級幹部，是革命隊伍裏的前輩，是從各單位各地區選調來的精英。我很敬重他們，他們也都很關懷我這個小字輩。“九條大鯊魚”中我們宣傳處攤上了四條。秦川、張軍是我的頂頭上司，馬子明、戴臨風在工作上對我幫助很多，也是我的領導。我曾多次在他們的帶領下下鄉、下廠作調查，他們向上反映的問題，我也親眼看到，都是事實。他們突然成了吃人的“鯊魚”，我很難理解，也很難接受。
九位同誌的“右傾”
九位同誌的共同點及要害是：堅持真理，實事求是，說了真話。下麵就我所知說一說九位同誌的一些事情。
秦川第一條“大鯊魚”。康生說“十個極右派也不換一個秦川”。康生揪住秦川不放，非劃他“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可，後來張子意副部長向秦川道歉時說：“我是昧著良心整你的”。
秦川同誌一貫重視調查研究，他經常親自帶人或派處內同誌下基層，了解民情，向中央和部領導反映民意，供中央決策參考。1958年大躍進以來，發生了很多超出尋常的事，尤其是農村，什麼“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各地紛紛爭先放高產“衛星”，等等，大刮共產風、浮誇風，一時間轟轟烈烈，真假難辨。我們宣傳處主管群眾宣傳，為了解農村實際，在秦川同誌的領導下，處內同誌分赴各地，到大躍進冒尖的一些地區調查或回家鄉私訪。同誌們目睹了“共產風”等“五風”的危害，議論很多。
1959年2月到6月，秦川親自帶隊，走了幾個省，行程萬裏作調查。在此期間他和袁靳“搭夥”（他兩人的話）去了四川新都農村，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40多天，農民消除了顧慮，和他們成了知心朋友，對他們無話不說，因此了解到很多實情。四川是“天府之國”，新都是糧倉，但也缺糧，公共食堂早已辦不下去了，“共產風”、“浮誇風”嚴重。秦川和袁靳取得共識，聯名寫了《新都調查》，後來秦川又以個人名義寫了一封信（即《四川來信》），向部領導彙報。這兩份材料反映了當時農村的真實，成了“右傾”的重要證據。1959年6月，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召開宣傳工作會議，部裏派時任理論宣傳處處長許立群（後提任副部長）和秦川參加，會上兩位同誌都講了真話（許立群被保，免禍）。
秦川根據調查了解的大量事實，直言不諱，他在會上發言：“去年來了一個大豐收就驕傲起來了，衝昏了頭腦，提出了放開肚皮吃飯的口號”，“群眾說‘難忘的1958年’，‘大躍進大豐收就是吃不飽飯’”。他指出：“去年宣傳工作有許多浮誇的東西”，“在農村中最大的假話是糧食產量問題，本來畝產約預產六百斤，就上報一千二百斤，這個地方報了，其他的縣也跟著報”，“去年敢說敢做，有些問題是敢亂說，在堅持真理上則缺乏勇氣”。他說：“我們社會主義革命有沒有失敗？過去革命失敗的標誌是根據地丟掉了，革命組織受到破壞，現在的標誌是什麼？我的看法是看計劃、指標是否完成了。總的來說，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會失敗的，但在一個公社範圍內，一縣、一專區範圍內，失敗是完全可能的……”他的話切中時弊。“革命失敗”之說，太深刻了，也太大膽了！
以上是秦川發言的要害。被上綱到反對“三麵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散布“革命失敗論”，反黨反社會主義，還聯係到他曾讚同彭德懷的意見，因而批判他和“彭德懷相呼應”，是“小彭德懷”。他被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受到了撤銷黨內職務的處分，下放勞動後被調離中宣部，被“控製使用”多年，直到“四人幫”垮台，在胡耀邦等同誌的關懷下，他的工作才得到落實，到《人民日報》擔任領導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