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夢軒、任桂林也是因為說了真話，對大躍進提出了不同意見，同時聯係到一些曆史舊賬，受到批判，而後被調離中宣部。
以上九人中，秦川、張軍、蘇一平、戴臨風來自西北，因而和彭德懷掛上了鉤，問題更加嚴重。
運動過後，依然堅持真理說真話
中宣部的反右傾運動，從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曆時五個月，九位同誌經受了大字報、大小會議的批判，分別受到戴帽子或不戴帽子，黨紀處分或寬大不予處分，之後，一律被下放農村勞動贖“過”。
這次下放地點定為安徽省來安縣，這裏是農民學哲學的“先進”典型，《紅旗》雜誌上刊有該縣縣委書記寫的介紹農民學哲學的文章。這次下放包括這九位同誌共計28人，我也在其中。我等年輕幹部是下放勞動鍛煉，與九位同誌不同，他們是帶“過”下放，屬懲罰性質。除總帶隊王裏同誌兼來安縣委書記，在縣裏辦公外，我們分赴兩個公社，下到村裏。秦川、王康、陳夢軒、馬子明等13人到半塔人民公社；袁靳、張軍、蘇一平、任桂林、戴臨風，還有我等，共14人，到雷官人民公社。九位同誌不怕苦，不怕累，處處是我們的表率，大家都很敬重他們。半塔是革命老根據地，有老勞模、八大代表駱騰雲同誌坐鎮，他敢頂“五風”，那裏沒有受到折騰，農民生活安定。雷官是大躍進的先進典型，是“五風”的重災區，當地幹部對我們嚴密封鎖，大隊支書“照顧”我們，寸步不離，安排我們在一個無牲口的大牲口棚裏搓草繩勞動，不接觸群眾。蘇一平、任桂林是搞文藝的，很快被請到縣裏幫助劇團搞戲改去了。張軍等老同誌慧眼，看出了破綻，帶領我們衝破封鎖，到周圍各村各戶了解情況。原來這裏的食堂早已斷炊，餓死人、浮腫病、外逃很嚴重。人命關天，在雷官公社的老同誌立即和半塔公社的老同誌們溝通，他們立即自發到縣裏集中，共商大計。此事不僅關係到農民的生命，也關係到老同誌們的政治生命，要不要如實向中央彙報，老同誌們開展了一場討論。秦川快人快語，態度鮮明，他主張立即上報中央；張軍拍案而起，大聲疾呼，豁出去開除黨籍也要向中央反映；老同誌們個個義憤填膺，爭先表態，甘願承擔一切風險，在所不惜……他們一致意見，立即向中央彙報，並立即和省、地、縣攤牌，要求開倉放糧，搶救生命。當時我頭上生瘡，張軍同誌叫我同行到縣醫院治療，我和他們同住縣委招待所，夜深人靜，老同誌們的直言我聽得真切，他們不顧頭頂右傾的帽子，身背黨紀處分，無私無畏，為民請命，我感動，我敬佩，我難忘！後來得知在老同誌們的力爭下向中央做了彙報，得到了中央的重視。
救濟糧尚未下達，張軍等老同誌回到村裏，說服當地幹部，殺了公有經濟中集體喂養的鵝，救饑民於死亡線上。那天村民們扶老攜幼，拖著浮腫的身軀，來領鵝肉的情景，至今仍曆曆在目！
九位同誌下放勞動結束後，多數人被調離中宣部，有的被調到外地，據說為體現黨的寬大政策，蘇一平同誌留部繼續工作。此後九位同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平反，文革來了再次受難。他們不改初衷，堅持實事求是，為真理而鬥爭。
據了解：秦川同誌文革後期到北京工業大學任職。1976年清明，百萬群眾到天安門廣場祭奠周總理，此事被“四人幫”打成“反革命事件”，秦川挺身而出保護該校參加悼念活動的師生，他甘願承擔一切責任，不讓抓走一個人，他還舌戰市革委會，被傳為佳話。後來秦川在人民日報擔任領導工作期間，依然堅持真理。在撥亂反正中，他為真理標準的討論，為冤假錯案的平反，以及“人道主義”、“異化”等問題，說了該說的話，做了該做的事，最後還是因為堅持真理，惹怒了黨內的一位理論權威被免職。秦川敢言、敢做、敢當，他瀟灑、豁達，笑對複雜人生，人稱“秦大俠”！
王康同誌因胡風案受難多年，雖九死而不悔，他繼續收集整理胡風案的材料，寫了胡風冤案的來龍去脈及其所產生的社會條件和曆史教訓。他說：“胡風集團冤案之所以不能及時平反，中央十人小組的領導陸定一和羅瑞卿同誌有不可推卸的責任”；“50年代中期以來一再堅持推行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理論與實踐，同神化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之風的盛行，才是產生胡風案及其他大批冤假錯案的根本原因”。在他本人尚未得到徹底平反之前，他的真話曾在《百年潮》等刊物公開發表，以正視聽。後來他在國家科委工作，依然堅持真理，為幹部、為知識分子說話辦事。2006年王康同誌去世，他被稱為“大寫的人”！
蘇一平同誌文革中被打成“閻王殿”的“判官”“黑幫”，蹲牛棚多年，文革後期得到解放，他不改初衷，堅持實事求是，為受冤的同誌說話，做了不少努力，使一些同誌獲得了正確的審查結論。我因參加《劉少奇文選》的注釋工作，文革中被誣陷包庇劉少奇，曾得益於他的幫助，才得以渡過難關。同誌們稱他為“和平鴿”！
九位同誌是一段重要曆史的見證人。
（作者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離休幹部）
（責任編輯洪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