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靳第二條“大鯊魚”。他和秦川同案。“右傾”的主要依據是，他和秦川聯合寫的《新都調查》，反映了農村的“五風”和缺糧，被批判反對“三麵紅旗”。他和秦川同命運，被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受到撤銷黨內職務的處分，下放勞動後被調離中宣部。
大躍進以來，袁靳產生了不少疑慮。他從業務處調機關黨委工作後，坐機關，不了解下情，很想到農村去看一看，他主動和秦川聯係。當時秦川正要去四川調查，因此約袁靳同去。秦川和袁靳本不相識，到中宣部工作後兩人往來不多，此次同行，在調查中取得共識，成了知音。兩人聯合寫了《新都調查》，遭到了滅頂之災。
袁靳和秦川是患難之交，運動之後，袁靳調雲南工作，秦川留北京，兩人晚年書信往來，秦川說自己連累了袁靳，袁靳說是自己自願“入夥”的，希望秦川不必內疚。袁靳同誌還告訴我，當年批判時，秦川一再說明《新都調查》以他為主。兩位老同誌搶“過”，高風亮節，我很感動，很敬佩。後來，秦川將保存多年的《新都調查》寄給袁靳，留作紀念。2003年秦川去世後，袁靳將《新都調查》交給了秦川的女兒陽陽，編入《秦川紀念文集》，留下了曆史見證。
王康第三條“大鯊魚”。他長期做人事工作，熟悉、了解、關心黨內外的幹部和知識分子。1955年中央成立胡風專案審查小組，他被派擔任辦公室副主任，他接觸到胡風案後，認為此案很可能是一個錯案（他是第一個提出“錯案”的）。時任中宣部秘書長、中央肅反十人小組成員的李之璉（後因丁玲、陳企霞問題被劃為、“極右”，開除黨籍，在胡耀邦同誌的關懷下平反，而後任中紀委秘書長），認為“胡風的申辯有道理”。王康讚同李之璉的意見，為促成對胡風案進行全麵調查，弄清事實真相，王康做了很多努力，他印發材料，建議開會研究，未成；為縮小打擊麵，他提出“胡風集團”的一般分子中沒有反革命曆史的人，是否可以不定為反革命分子，為此受到負責此案的領導人斥責。他明知此案是毛主席定的，他說毛主席在個別問題上也會有主觀主義……
反右傾運動來了，王康除因對大躍進、人民公社提出異議外，還因為胡風案的老賬，受到了重點批判，被定為犯有“投降主義”的錯誤，作了“實際上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翻案”的結論，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下放勞動後被調離中宣部，並內定為“控製使用”，直到1980年才徹底平反。
張軍他曾多年擔任地委書記，基層工作經驗豐富，他熟悉農村，了解農民，常為農民說話，他在宣傳處分管農村宣傳，經常下農村作調查。他對公社化“一大二公”、取消自留地、不許搞家庭副業，以及高估產、高指標、高征購等早有看法，他認為違背了農民的意願，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他為人正直，不跟風，實事求是，有啥說啥，因此受到重點批判，被定為犯有“一貫嚴重右傾”的錯誤，受到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而後被調離中宣部。
蘇一平他平易近人，寬厚待人，在我們晚輩心目中是一位“忠厚長者”。時任文藝處處長後任副部長的林默涵同誌說他“敢冒風險，敢說真話，堅持實事求是，決不胡說八道”。
運動中批判他一貫右傾。他的“右傾”事實，除了對大躍進、人民公社有不同看法外，還因為他曾為文藝界一些被錯誤批判、錯戴帽子的人說了公道話。例如：他認為胡風等人被定為“反革命集團”根據不足；把丁玲、陳企霞定為“反黨集團”過火了；把江豐、劉開渠劃為右派是無限上綱冤枉好人；把田漢作為批判對象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等等。以上著名作家、藝術家和他並無私交，有的人甚至素不相識，他出於公心，愛惜人才，關心同誌。
馬子明1959年初，奉處長秦川之命回家鄉農村私訪，了解民情。老馬多年未歸，父老鄉親、“發小”們見到久別的親人，又是中央機關下來的大幹部，無話不說，紛紛傾訴“五風”之害，老馬很快把別人難以了解的實情，寫信向部裏彙報。反右傾運動來了，他所寫的《二月來信》和《四月來信》受到了批判，批判他反對“三麵紅旗”，把農村說得一團漆黑。老馬不服，堅持自己說的是真話，為此，部裏派人到當地核實，拿回的書麵材料，蓋有縣、社大印，說的是：農村形勢一片大好，老馬有口難辯，“過”加一等。
戴臨風最小的一條“大鯊魚”。運動前夕，他奉調高級黨校秀才班學習，看來日後必有重用。他去黨校報到三日後，回部裏轉供給關係。當時部裏反右傾運動已開始，秦川的“右傾”材料下發供批判用。有人不知如何批，見到老戴，請教於他，老戴不明真相，脫口而出，他說：“這話沒錯……”。一言既出，大禍臨頭！他匆匆回黨校去了，哪裏知道，大字報立即出籠，揭發他包庇秦川，和秦川是“父子黨”（他長期在秦川領導下工作），就此，他被叫回機關接受批判。禍從天降，他由提拔對象頃刻成了吃人的“大鯊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