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會與民主集中製
往事錄
作者：羅平漢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和省、地、縣四級主要負責人以及部分大型廠礦和軍隊負責人共七千餘人，史稱七千人大會。對於此次會議的研究，已經出版或發表了不少相關成果注1，本文試圖從大會為何將主題確定為反對分散主義，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為何在報告或講話中一再強調要加強民主集中製，七千人大會所強調的這一製度為何沒有堅持下來等角度，作一點簡要的分析。
一、民主集中製為何成為會議的主題
1961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召開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專門討論1962年的糧食征購和上調任務問題。鄧小平在會上提出，1962年全國糧食上調任務有120億斤、150億斤和180億斤三個方案。如果上調120億斤，就不得不加大糧食進口；上調150億斤，日子勉強可過，但仍需進口一部分糧食；隻有上調180億斤，才可不進口糧食並有部分調劑。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影響，加之自然災害的因素，1959年以來糧食產量連年下降。1958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為4000億斤，1959年下降到3400億斤，1960年進一步下降到2870億斤。1961年開始調整農村政策，特別是出台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即農業六十條，情況有所好轉，全國糧食總產量為2950億斤，比1960年有所增加，但糧食緊張的局麵並沒有根本好轉。對於各個中央局的負責人而言，吃飯問題是必須解決的頭等大事，如果上調的糧食多了，意味著本地留糧將會減少。因此，對於鄧小平提出的150億斤和180億斤的方案，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首先提出質疑，表示如果按150億斤的方案，華東難以一下子調出那麼多的糧食。其他中央局書記也表示不能打保票，隻能回去之後做工作。這時，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提議，與其回去做工作，不如將全國的地委書記找到北京來，召開地委書記會議，打通思想。
11月12日晚，毛澤東聽取鄧小平對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情況的彙報，提出幹脆把縣委書記也召集來開會。他說：全國人大決定不開了，召集縣委書記來開個會。時間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後。一個縣來兩個人，地委來三個人，省市來四個人，中央局也來四個人。要把這次會議當作小整風。幾年來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麼錯誤，要講。全局觀念、紀律、先整體後局部後個人，要講。現在小天地太多，一個縣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賬要講清楚。我們交了心，才能要求他們交心。他還說，現在氣不壯，很沉悶。收購不到東西，糧食狀況不好，要兩三年轉過來。現在不是沒有東西，豬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來。要鼓氣，總結經驗、鼓足幹勁八個字。總結經驗就是講清道理，好壞經驗都找。注2這便是七千人大會的由來。
在七千人大會之前，即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一次工作會議，為七千人大會作準備。在中央工作會議的第一天晚上，毛澤東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開會，討論會議的議題和開法，當周恩來談到需要加強集中統一時，毛澤東說：“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後來我看不對頭，現在要支持集中了。過去民主革命，證明集中統一才能打勝仗。”注3在此前後，鄧小平也一再強調要反對分散主義。他在1961年12月11日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現在中央同地方的矛盾相當突出，怎麼解決？應當強調集中統一，強調全局。全黨服從中央是核心。”在12月18日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又說：“最近要強調集中統一。現在權力下放過多，全國幾十萬個小天地，各有打算，各留後手，東西拿不上來，積重難返。”注4可見，召開七千人大會的最初動機，是為了解決地方糧食上調問題，並且解決地方的“小天地”即分散主義問題，同時也對幾年來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進行總結。中共中央為召開這次會議發出的通知中，明確指出：“今年以來，我國的經濟形勢，特別是農業情況，部分地區已經有了顯著好轉，但困難還沒有渡過。在我們實際工作中間，還存在著一些不正確的觀點和作風，例如，分散主義狀況，本位主義觀點，不講老實話的作風，在執行國家收購農產品任務上不照顧大局，片麵隻顧本地區或者隻照顧農民一頭，缺乏朝氣，縮手縮腳的畏難情緒，等等。”這次會議的目的，就是要克服這些情緒，加強紀律性，全黨團結一致，盡快地克服當前的困難。七千人大會正式召開前，由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起草大會的報告稿。這個報告稿的中心內容就是反對分散主義，並且得到了毛澤東的讚成，他在大會召開前一天向鄧小平等人表示，報告的中心反對分散主義不能變動，必須堅持。注5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會正式召開。與以往不同的是，大會並沒有在開幕時即由中央領導人作報告，而是把劉少奇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報告草稿先發給與會人員討論。七千人大會是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問題充分暴露，國民經濟調整已經進行但成效尚不顯著的情況下召開的。1958年起，全國上下以前所未有的熱情開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期待一步跨入共產主義的奇跡出現。可三年“大躍進”的結果，連吃飯都成了大問題，人們自然而然地要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問題進行反思。因此，在會議分組討論過程中，這幾年工作中的是非得失就成為與會者議論最多的話題。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與會者不可能對“三麵紅旗”本身的正確性提出質疑，但1958年以來的各種問題畢竟又是在“三麵紅旗”下發生的，於是上下都認為是在執行“三麵紅旗”的過程中出現了偏差。對於中央決策層而言，他們感到這幾年來一些地方和部門貫徹中央政策不力，並且自作主張、各自為政，把“三麵紅旗”的真經給念歪了，許多問題是下邊存在分散主義，甚至對上級的方針政策陽奉陰違造成的。而且由於分散主義的存在，地方搞自己的“小天地”，中央的集中統一受到影響，導致國民經濟的調整不力，必須大張旗鼓地反對分散主義。
但是，對於省、地、縣幾級的幹部而言，他們是“三麵紅旗”的具體貫徹者和執行者，在他們看來，本地區出現的問題，主要是上級主觀主義、命令主義造成的，是上級提出了許多無法完成的高指標、脫離實際的政策，搞亂了本地區的工作，造成了嚴重困難。如果“大躍進”以來的主要問題是分散主義，這就意味著地方要對這幾年的困難局麵承擔主要責任，這恰恰是地方（特別是省一級）難以接受的。因此，他們對於反對分散主義作為會議主題頗有看法，認為幾年來發生的問題，主要在於上級的主觀主義和命令主義，即使有點分散主義，也是在中央各部委而不是下麵。對此，1962年1月15日的楊尚昆日記有所透露，他寫道：“幾天來忙於開會，文件壓了一大堆，今天上下午都集中力量看了一些，特別著重看了各小組的簡報，可以看出：實際上有一種不同意反對分散主義的意見存在，而主要是存在於省級幹部中間。他們的意見是：工業中有分散主義，農業中則是集中過多，不是分散主義。而工業中的分散主義又有各種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則就會恢複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氣，而是泄氣了！”楊尚昆感覺問題嚴重，當晚又花了三個半小時聽取彙報，越加證實了自己的判斷，因為中共湖北省委竟然將到底有沒有分散主義作為問題來討論，而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甚至在發言中否定有分散主義一說。注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