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今年都在讀什麼書？
梁文道：我會有主題的做閱讀安排，當然有些可能是工作相關。今年我特別關注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為今年是“一戰”一百周年。我對一戰非常感興趣，因為它是一場幾乎被遺忘的世界大戰，特別在中國有關“一戰”的書很少。可以說這是一場對中國人而言尤為陌生的戰爭，當然“二戰”給中國人的記憶太深刻。好像很多人覺得，“一戰”跟中國沒什麼關係，他們忘了如果沒有“一戰”怎麼會有五四運動？有一本書我覺得很好看，叫《1913，世紀之夏的浪蕩子們》，是德國作家弗洛裏安·伊利斯寫的。
1913年是“一戰”前一年，那個世界是什麼樣的世界？全世界第一次出現了不夜城，因為有了電燈；人類發出了第一封電報，因為有了跨越大洋的海底電纜；這一年出現了飛機、電梯，紐約建起了摩天大樓；電影開始商業化了，還出現了廣播電台。那時候歐洲已經遠離戰爭好幾十年了，人們都覺得那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美好的年代，一個太平盛世。而就是在這本書的這個背景下，“一戰”爆發了，一場災難幾乎是毫無預兆的忽然到來。我們對一個時代的感覺，和它後來的走向竟然可以錯位得如此厲害，這個事情讓我覺得特別感興趣。
被民族主義綁架
在香港出生，在台灣長大，現在穿梭在兩岸三地，梁文道對普通民眾之間的矛盾特別敏感，卻又無法理解。在交流越發緊密的如今，兩岸三地的矛盾卻越發激烈，在梁文道看來，人們是被一種狹隘的、危險的民族主義綁架了，大家應該跳出來重新定義自己的不同身份。
Q：穿梭在兩岸三地，能具體的舉一些你看到的現象嗎？
梁文道：我小時候在台灣長大，身為半個台灣人。我搞不懂，台灣人什麼時候開始總是把“愛台灣”掛在嘴上，一天到晚愛台灣，愛得煩死了，愛到變態的一個程度。我們在出入台北的機場時，有一個很大的廣告牌，上麵寫著“我愛台灣，台灣真好。”我覺得這太荒謬了，你怎麼要求遊客陪著你一起愛台灣呢？香港現在也是一樣，開始出現一批人在講“港人優先”。不可否認新移民給香港帶來了很沉重的壓力，但是問題來了，什麼叫“港人優先”？新移民也是在香港住了七年，拿了香港身份證的，法律上來講他就是香港人。你是不是想告訴我，凡是在香港住久一點的人，才叫真正的香港人？
Q：那應該如何來看待你所說的這些情況呢？
梁文道：這種愛台灣、愛香港，也包括內地到處都是的 宣傳畫，這些東西都是很危險的。因為人的身份是多重的，我在我媽媽麵前是兒子，在我妹妹麵前我是哥哥，在陳冠中先生麵前我是晚輩，在我的老師麵前我是學生，當我去洗手間的時候我是一個男人。我到了外國就是中國人，在北京的時候我是香港人，我們必須要在一個具體處境裏去辨認我的身份，因為是不一樣的。
不會有一種身份永遠排頭，也不會有一種身份永遠存在貫穿這一切，就算是“領導”或者“長官”也不行。我所說的危險，就是說這種強烈的民族主義。
Q：類似這樣的情況其實到處都是，有些身份被放大了？
梁文道：對，我再舉一個更加荒謬的例子。我等一下去洗手間，有男有女。在這個處境下，它馬上考驗我的一個身份問題，這時候最重要的當然是我的性別身份，我是男的自然就要進男洗手間。但是假如我不管那麼多就進了女洗手間。這時候肯定就要有人說：“梁文道你怎麼這麼無恥，跑到女廁來！”你說我能不能這麼回答：“你什麼意思啊？你瞧不起中國人是吧。我跟你講，今天的中國是有自信的，你別欺負我們啊。”你覺不覺得我很無聊？就是說，你的中國人身份，不是在任何時候都適用的，起碼在進洗手間的問題上，這個身份一點都不重要。
Q：所以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身份被迫格式化了？
梁文道：我覺得，我們今天很多情況下是被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綁架了。有些時候你一談到中國有什麼問題，馬上就會有人說你是不是瞧不起中國人。我們今天的情況就是，把國族身份永遠排頭，永遠壓抑其他的一切思路，這是很危險的。在狹隘的民族主義底下，一些正常的思考被中斷，一些正常的交往被破壞，在我看來這完全是不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