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可是這種記憶的意義是什麼呢？
梁文道：這些事情我真的不能輕易放下，所以就把這些看上去不合時宜的事情又拿出來重講一遍，從這個層麵上來說，時事評論出現了另一層意義，它提醒我們不久之前的事情，提醒我們記憶中已經被排擠的人事，記住他們有時候是一種責任。為什麼說是一種責任呢？因為記憶就是關乎正義，如果有些事情不記得的話，我們對曆史無法無法交代。誰來還他們正義，記憶本身就是正義。
Q：有沒有什麼關鍵詞是你想寫，卻不知道怎麼寫的？
梁文道：“領導”這個詞我想寫很多年了，但我還沒寫好。我為什麼特別喜歡“領導”這個詞呢？這個詞其實對香港人來說很陌生，雖然最近幾年香港人開始學懂了什麼叫“領導”。台灣有一個詞和“領導”差不多，叫“長官”。這兩個詞在兩岸是很流行的，我就在想香港我們用什麼詞來表述“領導”或者“長官”這個身份呢？我發現我很難找到合適的詞。頂多是“老板”，但又不完全一樣。最重要的區別就在，“領導”和“長官”它不隻是一種身份，還標識著某種身份背後一整套人和人的關係。如果說現在發生火災了，我們最常見的做法就是大家坐下來，領導先走。為什麼會有這樣一種意識出現呢？我常常想這種事。
Q：這會不會隻是個特例，類似的關鍵詞還有嗎？
梁文道：另外一個例子是“同學”，在內地大家收到的大學錄取通知書，抬頭都是某某同學，台灣也是這麼寫。但是香港不是，他們不會叫我梁同學，而會稱呼我Mr. Liang。現在，香港的小學老師也這麼叫學生。我不敢說這就代表著香港人和人的關係更加平淡，但我可以說香港人的那種身份階級意識比較單薄。因為人們的稱呼中，不會時時刻刻提醒你，你是領導還是被領導，你到哪裏都是Donald，到哪裏都是Mr. Liang。我想從類似“領導”“同學”這類關鍵詞中，我們也能看到這個國家如今的一些狀況。
像訓狗一樣訓練自己
梁文道是個讀書人，為工作讀，為生活讀。他用二十多年的時間“像訓狗一樣訓練自己”，把自己的腦袋訓練成可分割的“機器”，分管不同領域的閱讀。今年他讀了很多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書，這場對國人來說相對陌生的戰爭，在他看來卻是一麵的鏡子，時刻反映出當今世界。
Q：你是怎麼做到可以同時閱讀那麼多不同的書籍？
梁文道：我真的是練出來的，像訓狗一樣訓練自己。從1990年到現在24年，持續著很好的鍛煉，再怎麼蠢也會有一些積累的。我從小的理想就是念哲學，所以大學的時候我就真的念了哲學。但當時我很擔心，我原來是什麼書都愛看的人，可我怕自己一頭栽進哲學就糟糕了，別的書都不讀了。所以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我就給自己立了一個規矩，每天除了我念得哲學書之外，一定要找出時間讀一篇別的學科的文章。就從那時候就開始訓練大腦，我能夠把自己斷開。這個習慣我到現在都還在保持，在讀書這件事情上也不要偏食。
Q：那麼在工作閱讀，和屬於自己的純粹閱讀之間，你怎麼去尋求平衡？
梁文道：這對我來說其實不太難，我讀書是有時間段區分的。有些時間就像別人做禱告一樣，我每天早起出門工作之前，那兩三個小時是我定時定點留給自己的閱讀時間，還有每天睡覺前的那段時間也是屬於我自己的。看的書都是自己最想看的，看一些文學作品之類。其它時間，就會是工作閱讀的時間。當然這也會出現問題，就是需要把腦子砍成幾塊。我最近在讀一些關於《聖經》的羅馬書的譯著，非常有趣。今天的歐陸哲學界，很多大哲學家都在談聖保羅，談羅馬書裏的政治關係，但這些東西你一看就會整天滿腦子都是那件事。到了晚上怎麼轉換？我大學時候對自己的那種訓練，這時候就起作用了，我可以做到一種精分。
Q：像你這樣理性的人，是不是不愛讀小說？
梁文道：其實還是會愛讀，但方式多少有點不一樣，我是一個特別喜歡也習慣分解事情的人。十幾年前寫電影評論，突然有一天覺得真的不能再寫了，感覺自己開始變態了。那一段時間，我每個星期看四五部電影，然後寫影評。什麼時候發現自己有問題的呢？我去戲院看電影開始習慣性拿著一塊表，眼睛這麼看著屏幕，手就在底下掐表。掐鏡頭的時間長度，當到了這個地步的時候，我就覺得完了我不能再寫影評了，因為看電影的樂趣全都不見了，一切都技術化了。我最早出道的時候寫劇評也是這樣，別人看戲可能是為了看陳道明，而我看的永遠都是他的走位是不是錯了，聲線剛才出現什麼問題，為什麼燈光這麼打？看戲的樂趣也都喪失掉了。比如看小說也會這樣，我要看的是它的敘事結構。但我知道這樣不好，所以我盡量讓自己擺脫掉這些問題，擺脫掉這種職業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