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慚愧地告訴你，我是見過阿婆的。一九九五年三月，我們兩三位年輕記者受命去洪家關光榮院采訪紅軍遺孀戴桂香。那時阿婆已經很老很老了。可是印象中的阿婆，似乎沒有年齡，歲月不忍在她身上刻下痕跡，她膚白如雪，麵紅如酡，她美麗、端莊、素靜，走路娉娉婷婷，說話輕聲細語，處處透出大家閨秀模樣。幾個月後，阿婆永遠地離去了。那次采訪中我們竟然沒有誰會想到戴阿婆會唱歌。我們當然更不會想到，《馬桑樹兒搭燈台》這支在當地很流行的紅歌，當年就是由阿婆和她的春生第一個唱出來的。我記得告別的時候，阿婆堅持要送送我們。當走出光榮院走到春生墳墓旁的時候，她站住了——春生的墳墓就在光榮院朝西大門外的一段坡路旁邊，也就是我此刻站著的這個地方——她揮手與我們告別。正是夕陽西下時分。寫到這裏，一個電影鏡頭一樣富有滄桑感的畫麵突然閃現在我的眼前：夕陽以悲愴落寞的場域將阿婆罩住了，她神情邈遠而篤定，似是望著我們，又似是看晚霞……現在我能猜想得到，她一定是在輕聲哼唱那支歌，或在心裏哼唱那支歌。也許，我們隻要回轉身，走到她麵前說，阿婆，您能給我們唱一支紅軍的歌嗎？這樣，阿婆就會以她自己的方式，以她和春生的方式唱起這支歌的。阿婆，這位曆經滄桑和苦難的女人，已經為我們準備好了歌喉。她用一輩子隻練習一支歌的準備為我們準備好了歌喉。她很想為我們唱這支歌。隻要我們簡短一句話的請求，或者隻要我們回轉身去走到她麵前，豎起我們被無數流行歌曲糟蹋得失去了價值判斷的耳朵，阿婆就會為我們唱了。我之所以感到慚愧，是因為我們沒有說那一句話，我們也沒有走到她麵前去。就這樣，我們與一段美麗的古典愛情或愛情絕唱失之交臂。
我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聽說這支歌是由春生改編，由阿婆傳唱的。這立刻引起了我的興趣。我這次到洪家關走訪了阿婆的長孫賀建軍。這位當過鄉長、年過半百的賀家子弟對奶奶的敬重溢於言表。雖然，奶奶爺爺的許多事對於他來說很遙遠，但如同夏夜裏數星星，卻是看得明明白白。賀建軍說，奶奶安靜、素潔，一點不討人嫌，八九十歲的時候，依然眉是眉，眼是眼，從頭到腳給人一個精精致致的感覺，說起話來依然像小姑娘似的。小時候，奶奶跟他說的最多的便是她和爺爺的事。
感謝賀建軍大哥，因了他對爺爺奶奶由衷的敬仰之情，還因了他繪聲繪色的講述，我才對阿婆這位舊時代的女性和她的愛情了解得這麼深透。
春生帶著隊伍走後，賀氏十幾家上百口人逃難到一個叫牛洞口村雞公山的地方。雞公山即使在今天依然行路不通暢。我們坐車沿一條鄉村公路走了兩個小時，再沿著碎石鋪成的羊腸小道和石塊堆成的河穀步行大半天，來到一大片由荊棘叢和灌木林覆蓋的山的世界，然後爬上外貌外形大同小異的其中一座山的半山腰，找到一個依然由荊棘叢和灌木林覆蓋的岩溶溶洞。賀建軍說，這就是當年他們一族十幾家的藏身之地。很難想象，當年的那麼些人是怎樣在這裏熬過了一年時間。新中國成立後，春生的一個堂嫂翁淑馨在別人替她寫的回憶錄《我與賀龍》中道：“……日子一長，我們都長了一身毒瘡，患上了雞蒙眼，眼睛疼痛流淚，視力下降，一個個形容枯槁，雙眼深陷，缺吃少水，無藥治病，虛弱的身體很快被拖垮了，一個個像癱瘓了一樣，躺在冰涼的石洞裏，張著嘴，喘著氣，等待著死亡……”正是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這年九月的一個晚上，阿婆夢見春生騰雲駕霧般飄到她麵前。她看清春生是長了一對翅膀的，春生對她說，阿香，我走後，你要替我照顧好堂上雙親，今後你會長命百歲的。她清楚地看見春生是雙眼流著血說這話的。她想撲過去抓住他，可她卻像被一團亂紗纏住了一樣動彈不了，她想叫一聲春生卻怎麼也張不開口。隨後春生又騰雲駕霧朝西邊飄走了。她大叫著春生從夢中驚醒。第二天，她將這個夢跟婆婆說了，婆婆說她也做了幾乎同樣的夢，隻不過，春生對婆婆說的話不同：娘，不孝兒走後，你們不要讓阿香出門（“出門”乃湘西“改嫁”的俗稱），你們要對阿香好一些。阿香與婆婆為這事去問公公。公公安慰她倆說，一個夢不值得這麼憂心！可是公公冥冥中也有了不好的預感。公公替他們記下了這個日子。
婆媳倆共有的那個不祥的夢和公公不詳的預感，連同那個不詳的日子，三年後終於有了證實。正是一九二八年九月八日這一天，春生二十七歲的年輕生命走到了盡頭。
一九三一年六月，一家人輾轉至官地坪湖坪村已有兩年多日子。桑植縣官地坪鄉離洪家關有好幾十裏地，當年卻屬慈利縣管轄，區長向雲階、鄉長向宗波都跟賀龍是鐵打的關係，他們搞“明團暗共”，賀氏一大家在這裏得到庇護。一天，湖坪村突然來了一支隊形奇異的紅軍隊伍，一位腰間別著短槍的指揮員走在前麵，一邊走一邊向人問路。後麵一些戰士用長長的樹杠抬著一件什麼大家夥朝村子走來。他們滿身征塵，看樣子是經過了長途跋涉的。近前，看清他們抬著的是一口剛上過油漆的棺材。棺材上綁著一隻咯咯咯低咕著的雞公。走到村口塘壩時，那位紅軍指揮員向一位正在洗衣的大嫂行軍禮後打問：“請問賀星樓老人家住在這兒吧？”洗衣服的大嫂見是紅軍，就說：“他就住這兒，我帶你們去找他。”隨即問道：“你們找他有麼子事？”那位紅軍指揮員說：“我們送賀師長回來。”大嫂變了聲腔問：“你們抬的誰？”那位紅軍指揮員說：“我們送賀師長回來，他三前年就犧牲了。”聽清這話，大嫂失聲尖叫一聲，驚了魂似的朝前跑去，一邊跑一邊喊：“爹呀，娘呀，春生死了，春生死了……”隨即又轉身跑回，她嚎啕著，兩臂張開，像一隻撲向大火的飛蛾撲向那口棺材。那位指揮員試圖阻攔但是沒能攔住，她整個身子撞在棺材上，隨即昏倒在地……
這位大嫂就是師長夫人戴桂香，我們的阿婆。
晚些時候，賀龍帶著一千多人的隊伍來到湖坪村。在為春生設的靈堂裏，指揮千軍萬馬的賀龍傾金山倒玉柱，折腰屈膝地跪倒在洪家關賀氏族長賀星樓跟前，請求責罰，他沒能保護好春生。
賀錦齋的犧牲給賀龍造成了斷腕般的痛惜。
春生是在掩護賀龍撤退時犧牲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初從桑植撤離後，春生與賀龍各自率領一支部隊遙相呼應，輾轉於鶴峰、石門、鬆滋等地與敵人周旋。九月初，春生與賀龍會合。不巧的是，部隊卻在石門的仙陽一帶遭國民黨十三師李雲傑師部包圍和襲擊，傷亡慘重，參謀長黃鼇犧牲。部隊衝出重圍後，退至泥沙。屋漏偏遭連夜雨，轉移途中，又遭遇石門縣團防頭子羅效之的設伏圍困。九月七日，賀龍率部突圍而去，春生留下掩護，他沉著應戰，打退了敵人多次進攻。翌日正當他帶著部隊撤退時，不幸頭部中彈，一位文武全才的紅軍將領就此隕落。
春生犧牲後，賀龍率部開到群眾基礎較好的湖北洪湖地區。隻短短兩年時間，不僅開辟出一方生息之地，隊伍壯大，而且他領導的紅四軍與周逸群領導的紅六軍會合，成立了紅二軍團，紅四軍改為紅二軍。現在他領導的紅二軍打回家鄉了。打回家鄉的賀龍，自然就想到為掩護他撤退而犧牲的堂弟春生。他首先要辦的，就是以血還血，以牙還牙，用反動團防羅效之罪惡的狗頭來祭奠他最器重的春生師長。因為殺死了一個紅軍師長，羅效之受到上司的嘉獎，被提升為國軍旅長，現在依然據守石門縣，任著團防司令。隻一夜間，人多勢眾的紅二軍將石門縣城圍得鐵桶一般。賀龍傳下令去，連一隻蚊子也不要放過，堅決活捉羅效之。隨後賀龍一聲令下，隻兩個小時，紅軍攻占了石門縣城。當天就召開群眾公審大會將五花大綁的羅效之就地執行槍決。賀龍要辦的第二件事，便是送堂弟春生的屍骸回家，並向賀姓族長、春生的爹賀星樓請罪。
賀龍向春生一家人說明這一番來龍去脈後，隨後拿出一件家書來。是春生犧牲的頭一天晚上寫給弟弟賀錦章的：
吾弟手足：
我承黨的殷切培養，常哥多年教育至今日。我決心向黨的培養者、教育者貢獻全部力量，雖赴湯蹈火而不辭，刀鋸鼎鑊而不懼。前途怎樣，不能預知，總之死不足惜也。家中之事，我不能兼顧，堂上雙親，希吾弟好好孝養，以一身兼二子之職，使父母以安心增加壽考，則兄感激多矣。當此虎狼當途，荊棘遍地，吾弟當隨時注意，善加防患，苟一不慎，即遭禍難。切切，切切。言盡於此，餘容後及。
兄 繡
一九二八年九月七日於泥沙
隨家書帶來的，還有春生九月七日晚寫的兩首詩：
雲遮霧繞路漫漫，
一別庭帷欲見難。
吾將吾身獻吾黨，
難能菽水再承歡。
忠孝本來事兩行，
孝親事望弟承擔。
眼前大敵猙獰甚，
誓為人民滅豺狼。
我在了解到春生這壯懷一死的時候，還聽說了另一位賀氏子弟在這次戰鬥中的壯烈。春生死的當天，當兵隻七個月的護旗手賀文新接受了傳送情報的任務。當時賀龍率部正向湖北鶴峰行進。賀文新懷揣春生的家信和兩首詩從石門泥沙望賀龍後塵一路狂奔。他心裏悲痛至極，不願稍有一刻停留。一夜一天，緊走快趕了一百三十多公裏。當他在鶴峰地界趕上賀龍的時候，隻喊了一聲：“文常哥，春生哥死了！”隨即口吐鮮血，倒地而亡。
這麼一個小人物讓我們窺見一個家族的血性和品格。從某種意義上說，英雄的氣質是一股潛流，在家族的血脈鏈上是有遺傳的。桑植民間一個有關賀氏家族流傳了一百多年的“劉氏兜頭”的故事，至今還活在桑植地方戲陽戲中。清代鹹豐四年（一八五四年），被官府盤剝得走投無路的洪家關農民賀廷璧，深受由粵入湘的太平軍的影響，在洪家關揭竿而起，率領數千農民攻下了縣城。其結局是被官府血腥鎮壓，賀廷璧父子等十三位頭領被砍了腦袋。刑場上，當劊子手手起刀落的那一刻，隻見一位婷婷如鶴的女人從人群中衝出，一膝跪在賀廷璧父子跟前，她用衣襟淩空一一接住兩顆頭顱，然後頭也不回，奔洪家關而去。這位女人和鄉間很多女人一樣，人們叫不出她的名字，隻知道她是賀廷璧之妻劉氏。這一幕悲壯場景，震撼了無數人的心靈。戲演到至關緊要處，台下一片唏噓，無不為劉氏之血性所深深感染。賀廷璧就是與賀龍一脈相傳的堂曾祖父。而比賀延壁差不多晚出生一個世紀的賀龍，這位後來的共和國的元帥，十八歲起就開始革命生涯，族中兄弟叔侄百餘人相與追隨，其中陣亡八十二人，殺害和謀害致死七十三人，同時還遺下七十二寡婦含悲撫孤。這不是本文講述者的杜撰，有一九九五年編撰的《洪家關賀氏族譜》為佐：
曆來吾族為國家民族而流血捐軀者，加上被反動當局殺害的族中親人，占迄今為止全族人員總數百分之二十以上。僅文常一家就有七人壯烈犧牲。以一個家族而論，參加革命人數之眾，為國為民流血犧牲之多，始可謂世所罕見。人稱“軍世之家”的洪家關賀氏“英烈滿門”， 當受之無愧。七十餘遺孀艱辛撫孤，至於成立。至有婆勸媳嫁，然無一移誌下堂而去者。一時忠孝守烈，萃於一族，人數之多，亦屬曠代少有！
《洪家關賀氏族譜》還白紙黑字，有歿夫有遺孤，或獨有歿夫地記載了七十二寡婦的姓和名。而現在我正講述的阿婆這位師長夫人，正是這其中的一位，她在族譜中的名字叫戴桂香。
3
從春生一九二八年二月回家算起，春生與阿婆在一起生活剛好三個月。“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複還。”如果可憐的阿婆知道，她和春生在一起的這三個月，已經透支了她一生的幸福和快樂的話，那麼她會變本加厲地享受這段日子，使用這段日子。如果說這三個月有什麼遺憾的話，那便是簡化或濃縮了她後半輩子的一聲歎息：我真是沒用，沒能為春生懷上一個孩子！
春生的屍骸，因為無法通過層層封鎖線運回洪家關，隻得暫厝官地坪（一直等到國共第二次合作後的一九三七年，賀家才為春生遷墳至洪家關，即現在我看到的這座墳）。辦完喪事，賀星樓叫來他的族侄賀文常，商討要把尚年輕的阿婆當作女兒嫁出去。阿婆平生第一次在公公婆婆麵前生硬地甩出似磚頭石塊一樣的話來：“不，不要逼我！你們誰也休想趕我出門！”
當時堂上的情形，公公與文常並排坐著，中間隔著一張放了茶水和烤煙的茶幾，公公手端水煙袋，文常手執大煙鬥，兩人一邊說話一邊吞雲吐霧。婆婆呢，則坐在兩人旁邊，不時起身為兩個男人續水點煙。
在公公的印象中，一向嫻靜孝順的大兒媳從來沒有這麼衝撞過他。何況現在文常還在麵前。平素就威嚴得包公似的洪家關賀氏族長對突然衝到麵前跪在地上的阿婆嗬斥道：“退下去！我們在商量大事，這個時候還輪不你說話。”
婆婆小步緊趨，上前要將可憐的大兒媳拉起來。可阿婆卻生了根似的強在地上，她拉不起她來。
文常打破尷尬，心平氣和地說：“公公婆婆這是體恤你，疼你——你還年輕著呢！”
公公把水煙袋吸得咕嘟咕嘟響，黑苦著臉，一句話不說，讓文常把他的意思講明白。
“公公婆婆又不是趕你出去。把你嫁了，你還是賀家的女兒，麼時想回來還可以麼時回來。”
強在地上的阿婆把頭搖得撥浪鼓似的。她哭起來。一開腔就放聲大哭。幾近於嚎啕。大家都心裏沉重如鉛。
她哭聲小些時，文常問：“那你說說，你心裏啷麼想的？”
阿婆抽泣著說：“我對不起春生，我這個沒用的婆娘，沒能為春生生養！”
文常狠吸大煙鬥。一口煙在嘴裏打一個轉，又長長吐出，煙霧圍著他碩大的頭顱繚繞不散，沉吟了一會，他說：“公公婆婆沒怪你！我們賀家都沒人怪你！”
阿婆囁嚅著說：“我要為春生養一個孩子！”
公公、婆婆，還有文常都麵麵相覷，春生都死了，她怎能……？
阿婆說：“像春生這樣的人，是不能絕後的！”
春生是什麼樣的人？春生是頂天立地的大英雄，還是她的男人。這個意思在場的三人都懂。可那其中不懂的成分遠遠大過這個懂得的意思。文常無語。公公婆婆亦無語。
“爹、娘，你們要真是對媳婦好的話，就讓學禹跟我！學禹跟了我，我啷麼樣都會把他養大，讓他成為春生那樣的人！”
學禹是春生胞弟錦章的大兒子，還隻三歲。一個與春生血緣最近的娃娃。
公公婆婆緊張的心鬆下來，可她這話提得太突然，太一廂情願，不知道怎麼來回答她。
話有文常替他們說：“你提的這個事呢，還得跟錦章兩口子商量，他們要是同意，才作數。再是，你是出門去，還是留下來，你自己要想好，想好了，再作決定，這樣對你，對大家都好！”
阿婆斬釘截鐵地說：“我想好了，我不出門！我生是春生的人，死了，是春生的鬼！”
翌日，賀星樓辦了兩桌像樣的飯菜，將一同避難來官地坪的族中長輩們請到一處，由文常主持，寫了契書，將三歲的賀學禹過繼到賀錦齋、戴桂香夫婦的名下。
從這一天起，賀學禹命定成了替紅軍師長賀錦齋傳遞香火的人。
八十多年後我認識的賀建軍正是賀學禹的長子。
一九二八年三月，剛剛隨賀龍來到桑植的周逸群，當了解到賀氏族中有不少寡婦，就同賀族幾位長輩一一敘談，勸他們破除“三從四德”規矩，還寡婦們一個自由身，為此，他在賀龍家中寫了一首《婦女歌》來教育廣大婦女要爭取民主自由，解放自己。歌中唱道：
……
三尺裹腳用手來扯斷，
把封建的枷鎖，打得稀巴爛。
快穿上文明鞋，走上革命路。
爭平等，求自由，大步向前。
……
周逸群在寫這首歌的時候，還勸過賀龍的姐姐賀英改嫁。賀英與丈夫穀吉廷早年嘯聚山林，對抗官府，一九二二年穀吉廷被官府害死後，她雖一個婦道人家卻依然撐起義旗打富濟貧。桑植起義時，她率一千多人的隊伍參加了工農革命軍，此後率領遊擊支隊，為策應紅軍主力，創建和保衛桑鶴邊界蘇區作出巨大貢獻。一九三三年五月，她在湖北鶴峰縣太坪鎮洞長灣犧牲，時年四十七歲，是中國民主革命時期傑出的女革命英雄。後來產生廣泛影響的歌劇和電影《洪湖赤衛隊》中的韓英正是以她為原形塑造的藝術形象。可是賀英至死都是獨身。
桑植縣文史部門曾統計過：整個大革命時期，桑植先後參加紅軍的子弟兵逾萬。待新中國成立時，能“衣錦還鄉”的紅軍將士已不足一個連。就是說，這數以萬計的子弟兵的屍骨絕大多數拋撒在了漫漫征途或異地他鄉，於是桑植至少留有三千位紅色寡婦。
為什麼有這麼多寡婦？
按今天人們的思維，賀氏家族以及桑植縣的這眾多的紅色寡婦們，隻是傳統文化的犧牲品，當她們的丈夫壯烈死去或因故而分手後，她們依然恪守著從一而終的婦道古訓。即便她們曾經是寡婦，可自新中國成立之後，她們完全可以爭取自身的解放，另尋改嫁。這樣理解當然沒錯。但我總覺得這是一種敷衍塞責對不起曆史的說法，是一種不近人情缺失良知的說法。事實上，我並不關心她們為什麼一定要守寡，“在一棵樹上吊死”。我關心的是她們已成為寡婦這樣的事實和她們的命運。由此我得出一個有點糟糕的悖論：她們的丈夫在的時候，革命本來是為她們爭取自由民主、過上幸福生活的，可是革命勝利後，她們卻沒了丈夫，她們反而過得更差了——她們成了寡婦。
我立誌用全部的激情和才華為三千紅色寡婦寫一部長篇小說。古希臘人說：“命運的看法比我們更準確。”因為關心她們的命運，我試圖和她們相遇，和她們的歡樂痛苦相遇。我感覺我正逐漸加入她們的生活，有時我幸運地聽到了她們內心的聲音，她們浸漫在無數個長夜的聲聲歎息，她們的哭泣，甚至她們的心跳。這樣我充分理解堅韌如水的她們為什麼要向命運低頭，為什麼要向苦難歸順——她們的低頭和歸順，完全是因為能用性命相抵的一份愛，或一句承諾，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樣：“你一年不來我一年等，你兩年不來我兩年挨，鑰匙不到鎖不開。”
我懂得，情歌是從一個民族肌體裏抽出的根根肋骨和鮮亮的血液。隻有在那樣的特殊年代和桑植那樣的特殊地域，才會唱出《馬桑樹兒搭燈台》這樣優雅、婉轉、纏綿、淒惻的民歌來。
而我要做的，便是訴說她們和不斷地訴說她們。
這使我想起另一位不知道能不能將她稱作寡婦的阿婆。
我到桑植的一個紅軍村毛埡村采風時了解到——毛埡是緊靠湖北鶴峰縣的邊界村，孤懸絕塞，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當年這裏駐紮過四百多名紅軍，其中兩百多人在遭白軍圍剿時長眠在這裏。當年毛埡一百多村民，先後就有三四十人參加紅軍，其中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紅二、六軍團長征出發時，毛埡最後一批走了十七人。走的時候，他們的親人都將馬桑樹的枝葉燒成灰，讓他們每人懷揣一把上路。不難理解，這是一個美好的意願或意象，象征他們的肉身與家族血脈和故土山林緊密相連。後來，這十七把馬桑樹火灰全部在硝煙中彌散，連同他們的屍骨一起肥沃了異鄉的土地。新中國成立後，倒是一位在一九二八年就當了紅軍叫楊雲階的人回來了。他在一九五五年僅有的那次回家，是為了將兩個業已成家的孩子從桑植毛埡遷移到常德臨澧去居住。當年離別妻兒的時候，他隻是位土郎中，現在他是衛生部門的省副廳級領導，辦這樣的事肯定是按國家照顧老紅軍的相關規定及政策，我們當然無可厚非。我特別想說的是有關他的另一件事。這件事讓我如鯁在喉不說不快。不說，我就感覺對不住寫這篇文章需要我付出的良心。楊雲階在延安時期與一位女護士結成一個新的家庭，解放戰爭時他這個新家已添上了三個孩子。我的朋友、桑植縣文聯副主席王成均在聽說他那次回鄉的事情後寫了一首詩給他的前妻。這首題為《紅嫂良艮走了》的詩偏長，我選取最後兩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