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節目的錄製形式，方明老師回憶說：“在特殊曆史時期，節目基本上都是錄播，錄播開始以後大大加強了監聽的力量。從播音業務來講，那個時期大文章不斷。1964年，整個播音組“大練兵”學習政論性文章，夏青老師是政論文章主要播音員。政論文章邏輯性很強，要有理、有力、有節。從語言鍛煉來講，那段時間是豐富多彩的，處於思想逐漸開放又有禁錮的矛盾過程中。“大練兵”時期，抒情的、浪漫的、邏輯性強的各種文體都播過。從1967年的一月風暴開始，播音的調門突然就上去了，開始高調門地喊了。一開始的‘喊’是比較由衷的，但是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就不行了，稿件是千篇一律的，套話官話空話，‘喊’變成了一種形式。當時有實質內容的東西主要體現在通訊當中，通訊的語言特點不僅是敘述，更具特點的是描述，關鍵還有它的議論和抒情。當然議論和抒情不能脫離敘述和描述，它是敘述和描述的升華。我在新中國成立前播過很多通訊。關於王鐵人的通訊是齊越老師把著我的手播的。我播完以後齊越老師、鐵成老師又錄了一遍，後來齊越老師跟隨馬爾方老師到上海又錄了一遍。齊越老師從大處著眼，幾筆就把鐵人的形象活生生地、立體地立在那兒了。我的處理單聽句子很好，但是整體拎不起來。不像齊越老師很善於整體把握。”當問及方明老師播通訊的心得時，他總結說：“播通訊最重要的是要把握住情感的抒發和控製。根據是事件本身的脈絡，一個是以時間為順序，一個是以橫向的事件發展為順序，然後再注意具體的細節。對於播音員來說，目的很重要。”
從60年代談到70年代，方明老師說：“1972年出現了轉機。尼克鬆訪華，新聞方麵有了一些變化，不再都是高喊的了。在表達中，語言目的非常重要，一定要明確怎樣播。尼克鬆在訪華之前做了很多鋪墊，先由黑格將軍在其訪華之前帶領美國代表團到中國進行訪問，我們接待的原則是‘不卑不亢、不冷不熱、堅持原則、待之以禮’，在廣播中如何通過語言恰切地體現這十六字方針？播音員本身主客觀的統一很重要。喊的方式自然是不合適的。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如何把握好分寸很重要。‘文革’之後，播音的內容、形式增多了，散文比例增大。‘文革’後，開始恢複直播，當時有人質疑，這些稿子（指前一天的舊聞而非當天的新聞）有什麼必要恢複直播？我認為，播音員應該有在直播中不出錯的本事，這樣可以應對很多突發事件，不會使廣播中斷。審判‘四人幫’的那一天，下班準備走的時候突然跑來一個編輯拿來，1400字的稿子給我，讓我在5點準時播出。當時離5點僅剩下7分鍾的時間，我一看已經沒有時間錄播了，迅速看了一遍，準備直播。在7分鍾的備稿時間內，我要求自己至少人名一定要準確無誤，還好，我一字無誤地播完了。後來，我在早晨8∶30的第三次報紙摘要崗位上進一步鍛煉了自己的直播能力。改革開放後，更多節目進入了直播。播音員主持人開始說言之無物的口水話，乃至廢話，結巴重複更是司空見慣，有人認為這才是真實。作為新聞工作者，播音員主持人無論到什麼時候，主流價值觀的宣傳是我們最根本的任務。在關鍵時刻尤其要體現。但是現在有些播音員主持人似乎對主流價值觀不感興趣，不知道該怎樣宣傳。年輕的播音員主持人還認同不認同我們的主流價值觀？如果不認同將會出現很多問題。國家電台要有能夠代表國家意識的聲音才行。2008年汶川地震後，5月14號中央台就組織召開了會議，當時讓我代表去講話，我問怎麼不找年輕的同誌去講，他們說是現在青年主持人裏缺乏陽剛氣十足的播音員，中性化趨勢明顯，不能代表大國的聲音。我們培養的播音員主持人，女聲應該端莊秀美，男聲應該具有陽剛之氣。在節目中，我們要親切、要自然，但總還是要把民族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在播音中體現出來啊！與此同時，作為主流媒體，它的根本任務是什麼？是把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用我們自己的話、要用老百姓喜聞樂聽的語言把它充分地闡釋清楚，解疑釋惑。脫離主流價值觀的‘三俗’現象的出現，播音員主持人是有責任的，廣播電視語言傳播者，應該在其位，謀其‘正’。上個世紀80年代，美國之音的著名播音員主持人葛森曾來華訪問，我和林田參與了接見，當問到其美國節目宣傳的主要內容是什麼時，葛森明確地回答說他們就是要宣傳美國的主流價值觀。我們中國的播音員主持人為什麼不能這樣去做呢？為什麼隻顧著學習一些娛樂媚俗的內容呢？改革開放後，宣傳內容方式都有很大的改進，技術進步了，人的素質提高了，關懷的麵也更廣了，但是究竟應該把握怎樣的度，老百姓應該從廣播中獲得哪些內容是很重要的，目前存在的問題該如何解決，如何化解社會矛盾？媒體雖然無法解決根本問題但是至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幫助老百姓解疑釋惑，讓百姓清楚症結何在。”
是的，方明老師就是這樣一位直言不諱、有信念、有理想的人。和他對話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樣輕鬆暢快，他毫無顧忌地道出了目前節目存在問題的症結所在。節目本身的質量應該是節目生存和發展的支點。然而現在的節目中，不知所雲、不知所終者大有人在，好像製作者並無主意，也不在意；有些節目為了設置主持人而設置主持人，已經走上了形式主義。在節目中沒話找話，本可不說也非要說兩句，一句話能說明白也得多說幾句，似乎不如此就不能顯示主持人的存在，這樣畫蛇添足下去，節目本身恐怕會離精品越來越遠了。正所謂“人有人品，詩有詩品，節目也可以有品位，用以考察節目的規格、檔次”。（張頌：《播音主持藝術論》，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8頁。）無論是高雅品味、平實品味，還是通俗品味，都不能不講究文化的含量。一味地迎合奉承受眾或者高高在上無視受眾的感受都違背了正確的創作道路。我們的優秀民族文化傳統，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我們的本土話語特質，是人文關懷的核心內容和獨特形式。廣播電視傳播，尤其是語言傳播，理應填充經驗曆史的話語內涵，著意講述英雄民族的心路曆程、彰顯民族精神與民族氣節。這是其他國家、其他民族所難於描繪的景觀，我們需要在繼承的基礎上不斷創新。
張西明先生在他的文章《傳媒帝國的誘惑》裏，具有針對性地抨擊了英國的某家新聞報業是如何從高雅嚴肅風格淪落為天天向英國的紳士和淑女們傾瀉色情、緋聞和皇室隱私、秘聞、醜聞等煽情主義的“大眾文化”的，以至於逼迫得英國人近年來連連通過各種公益廣告大聲疾呼，“別再給我們（文化的）麥當勞了，還回我們的莎士比亞吧！”
如果說英國人曾以意識形態畫線譴責默多克“政治道德墮落”是老夫子式的、與時代潮流格格不入的，但他們對默多克一手營造傳媒帝國導致“社會道德墮落”的抨擊卻是有的放矢，值得我們深思的。
張西明先生呼籲：在全球化時代，如何保持自身文化的精華與精神，不使我們的後代一天天在“大眾”、“流行”之類的旗號下餐飲著“垃圾文化”長大，最後竟然在不知不覺中失去了自己文化的“根”，實在是一個必須未雨綢繆的大問題。
其實，張頌老師早就發表過有關的精辟論述。為什麼至今還存在種種問題需要“大聲疾呼”呢？廣播電視節目中“三俗”現象層出不窮，是否應該喚起播音員主持人的緊迫感、責任感了呢？“山雨欲來風滿樓”，怎不令人嚴肅對之、深長思之？作為播音員主持人著實應該明確如何“責無旁貸”、“心無旁騖”地傳承民族的先進文化。
時間抹不去老一代廣播人對於廣播事業的熱愛，方明老師用火一般的熱情圓滿完成了一次次重大活動的報道任務，錄製出一個個經典的節目；他用聲音記錄著生活的點點滴滴，記錄著新中國一步步的發展曆程。從最早的鋼絲錄音機、盒式錄音機到DAT錄音機、開盤錄音機、數字直播調音台……他幾乎用全了所有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曾使用過的錄音設備，並曾經用它們錄製出一檔檔出色的節目。歲月帶走了他的青春年華，但卻益發加深了他對廣播的情感。50年的播音生涯中有太多太多難忘的事情，談起播音事業，方明老師說：“在過去，播音員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非常明確。今天是不是還這樣？……（思緒良久）我覺得跟過去不一樣了，經濟利益的誘惑已經占據了主導地位。有些播音員主持人在節目中最多隻能是就事論事，還有些播音員主持人甚至不食人間煙火，根本不了解廣大人民群眾真實的生活情況。無論到什麼時候我們都應該明確，播音員主持人的言語不要脫離開廣大基層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標準。很多老播音員把自己個人的命運和事業是牢牢捆在一起的，黨榮他們榮，黨損他們也損，全身心地投入到播音事業中，把工作當做‘事業’來看而不是‘職業’，這是和現在區別最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