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10日，革命黨人王金發率領的革命軍終於開進紹興。那是個月明之夜，魯迅與三弟周建人、朋友範愛農等人，帶領紹興府中學堂學生，與眾多百姓一起，跑到五雲門船埠頭，打著燈籠，高舉標語，迎接革命軍進城。王金發的大名在浙東一帶響當當，幾乎無人不曉。此人性情豪爽，驍勇善戰，早年倡辦團練，多次領導農民暴動，與秋瑾先烈是光複會的戰友，同在紹興光複會據點大通學堂謀事。他自任紹興軍政分府都督，大批起用革命黨人和開明士紳。他考慮到魯迅在紹興教育界的影響，委任魯迅為紹興山會初級師範學堂監督（校長），同時任命範愛農為學校監學（教務長）。魯迅十分欣然，拿了委任狀和二百大洋辦學經費，與朋友雙雙走馬上任。
山會初級師範學堂為當時山陰、會稽兩縣唯一一所師範學校，教職員近三十人，分簡易、完全兩科，學製兩年，以培養小學教員為主。魯迅到校履職沒多久，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山會初級師範學堂有位叫孫福源的學生，有感而發，寫了一篇慶祝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和改用陽曆紀年的作文。魯迅大為欣賞，在作文簿上寫下“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八字批語。孫福源後改名孫伏園，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在北京從事報紙編輯，與魯迅關係密切。魯迅的代表作《阿Q正傳》，即應孫伏園之約在《晨報副刊》連載。孫伏園主編過《晨報副刊》、《京報副刊》、《國民公報》副刊及《中央日報》副刊等，在文化界影響很大，被時人稱為“副刊大王”。
王金發畢竟是位草莽英雄，政治見識與那些讀書出身的革命黨人頗有距離。他剛主政紹興那會兒，還比較像樣，采取了一些革命措施，如公祭秋瑾等英烈、廢除苛捐雜稅、沒收劣紳家產等，百姓拍手叫好。革命的灼熱火焰，一度讓不少舊吏劣紳膽戰心驚，惶惶不可終日。可他由於缺乏政治鬥爭經驗，對封建黑惡勢力沒窮追猛打，連當年捕殺秋瑾烈士的元凶也沒懲辦，收了筆錢財就放人，說是“鹹與維新”、“不念舊惡”。沒多久，他又拋棄革命原則，與一幫土豪劣紳和前清官吏拉拉扯扯，打得火熱，穿了同一條褲子。王金發的部下，大多出身窮苦人家，進城之初較守規矩，穿布衣軍服和草鞋，打土布綁腿，不到一個月，隨著刀槍入庫，一個個都換上了皮袍子，差不多變成散兵遊勇，整天在街上遊來蕩去，嫖妓宿娼，敲詐勒索，什麼事都幹得出，與土匪強盜沒啥兩樣。王金發身為都督，睜一眼閉一眼。他自己也好不到哪裏去，娶了好幾房姨太太，大享清福。革命洪流中泥沙俱下，一點也不奇怪。魯迅後來在《這個與那個》一文中回憶道：“民元革命時候，我在S城，來了一個都督。他雖然也出身綠林大學，未嚐‘讀經’（？），但倒是還算顧大局，聽輿論的，可是自紳士以至於庶民，又用了祖傳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這個拜會，那個恭維，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連他自己也忘其所以，結果是漸漸變成老官僚一樣，動手刮地皮。”
魯迅沒想到王金發變化這樣快，感到十分惋惜與痛心。他對革命後的家鄉現狀很失望，革命趕跑了皇帝，終結了封建帝製，照理眼前應是一片朗朗乾坤，可為何看到的景象依舊如故。革命給他帶來新希望，卻沒讓他看到新氣象。他想了幾天，湧起一股創作的衝動，寫下平生第一篇小說《懷舊》。這是一篇文言文小說。小說以一名私塾學童的視角，描繪了一幅革命風暴來襲前夜，某鄉村的世態萬象與人情百態，刻畫了土豪劣紳麵臨革命惶惶不可終日的醜態，剖析了麵對革命風暴見風使舵、投機鑽營者的心理，較隱晦地道出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他起了個筆名“周逴”，將小說投寄給上海商務印書館旗下的《小說月報》雜誌。小說得到雜誌主編惲鐵憔的青睞，刊發在《小說月報》第四卷第一號。編輯在文末點評道：“實處可致力，空處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誤，靈機人所固有，非難事也。曾見青年才解握管，便講詞章，卒致滿紙■■，無有是處，亟宜以此等文字藥之。”
紹興人文淵藪，哪怕在革命風雷激蕩之際，也不失文化底色。紹興軍政分府成立後沒多少日子，“越社”一幫年輕人想到辦一張報紙，用輿論監督政府。他們跑到學校找魯迅商量，請他做報紙的發起人。他二話沒說，爽快地答應，出任報紙名譽總編輯。1912年元旦那天，《全浙公報》刊載《〈越鐸日報〉出版布告》，開宗明義：“本報專以監督行政，促進共和，鼓吹軍國精神，提倡實業教育為宗旨。”兩天後，《越鐸日報》在紹興大善寺內正式創刊。“越”是紹興古稱，“鐸”意喻警鍾，其意不言自明。魯迅找回日本留學時癡迷文學的那股勁頭，十分投入。他的名譽總編輯有名有實，不像當下名目繁多的名譽之職，隻掛名不做事。他滿懷激情地寫了一篇發刊詞《〈越鐸〉出世辭》，用筆名“黃棘”發表在《越鐸日報》創刊號上：“紓自由之言議，盡個人之天權，促共和之進行，尺政治之得失，發社會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從精神層麵推動社會進步，是他留學日本時抱定的理想。
《越鐸日報》創刊那天起，旗幟鮮明，烙上會稽山岩石一般堅硬的印記，頗多折射出越地先人堅硬氣質的遺存。可惜，越人敢做敢為的秉性，驚鴻一瞥，現隻成為人們心儀的傳說。《越鐸日報》對王金發及其紹興軍政分府的種種錯誤行徑進行抨擊，一點也不留情麵。魯迅後來在《範愛農》一文中回憶說：“開首便罵軍政府和那裏麵的人員；此後是罵都督，都督的親戚、同鄉、姨太太……”身為名譽總編輯，他更是身體力行，用各種筆名，寫了不少痛快淋漓的時評。他在《軍界痛言》一文中，劈頭蓋臉大罵王金發士兵的種種劣跡：“軍人之資格所以最高尚者，以其有破敵保國之責任也。是故嚐膽臥薪，枕戈待旦，軍人之自誡當何如！馬革裹屍，斬將搴旗，軍人之自期當何如！今也吾紹之軍人，其自待為何如乎？成群閑遊者有之，互相鬥毆者有之，宿娼尋歡者有之，捉賭私罰者有之。身膺軍國民之重任，而演無聊賴之惡劇，其因紀律不肅訓練不善之故乎？抑以莽奴根性教誨難施之故乎？以此資格而充北伐，吾為中華民國前途危！”文字犀利，視角精準，點中了王金發的要穴。
王金發畢竟是紹興最高軍政長官，怎能任由一幫書生嬉笑怒罵，又氣又惱，終於沉不住氣，露出“山大王”的本來麵目。他讓手下放出空氣，說要派人用手槍打死魯迅。魯迅母親非常害怕，心想現在沒了王法，那一班兵痞子啥事幹不出來。她勸魯迅躲在家裏，不要再去拋頭露麵。魯迅心裏自然清楚，別看王金發叫得凶，總不至於將槍口對準自己人。他後來在《範愛農》一文中回憶說：“有一種消息傳到我的家裏來，說都督因為你們詐取了他的錢，還罵他，要派人用手槍來打死你們了。別人倒還不打緊，第一個著急的是我的母親，叮囑我不要再出去。但我還是照常走，並且說明，王金發是不來打死我們的，他雖然綠林大學出身，而殺人卻不很輕易。況且我拿的是校款，這一點他還能明白的，不過說說罷了。”他像啥事也沒發生一樣，去學校，去報社，上課，寫作，編校，該幹啥還幹啥。哪怕深夜一個人走在街頭，他也不覺得害怕，手提的燈籠上映出一個“周”字。王金發見嚇唬不行，立馬又使出軟的一手，假惺惺給《越鐸日報》社送去五百大洋。報社的年輕編輯一時沒想那麼多，居然收下了。他得知消息，氣不打一處來。都說吃人家嘴軟，拿人家手軟，往後還怎麼開展輿論監督？
山會初級師範學堂經費捉襟見肘，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他實在沒法，隻好例行公事，向軍政分府申請。他不想直接與都督大人照麵，寫了一封信，派一位教員前去催討。想不到，王金發的回答頗具“綠林大哥”風範，人家都把錢送到老子這兒，他倒好，反倒向老子來要錢。話兒傳到魯迅耳裏，那鬱悶可想而知。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在這樣的軍政分府管轄下，還談啥理想，啥作為呢？他一氣之下，辭去山會初級師範學堂校長職務。他明白，這不過是遲早的事。
魯迅被民主革命激發出的巨大熱情，如潮水般退去之後，對新生活的希望之火，驟然熄滅。這一回，家鄉帶給他的，又是不愉快的記憶。想當年日本留學，激揚文字，躊躇滿誌，期盼社會大變革；誰料革命後，自己竟落到如此地步。他四顧茫然，前途迷離，不知該往哪裏去。但有一點他很清楚，江南一隅的小城，決非自己施展抱負之地。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詛咒說：“近讀史數冊，見會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歎！上自士大夫，下至台隸，居心卑險，不可施救，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
眾多史料表明，許壽裳確為魯迅的一顆“福星”。魯迅人生曆程的許多關鍵節點上，都有許壽裳儒雅的身影相伴左右。中華民國元年早春，正當魯迅心中苦水成河，無處宣泄之際，意外收到好友許壽裳的來信。這封寄自南京的信件，將從此改變一個人的命運。許壽裳在信中明白無疑地告訴魯迅，他在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參與籌建部務，教育總長是同鄉蔡元培先生；他已向蔡先生推薦魯迅，得到首肯；如沒啥緊要事，望趕快處理完手頭事務，到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報到。麵對這份友情、鄉情和恩情，魯迅感慨萬端。他立馬寫了一份《周豫才告白》，在1912年2月下旬的《越鐸日報》上連登六日：“仆已辭去山會師範學校校長，校內諸事業於本月十三日由學務科派科員朱君幼溪至校交代清楚。凡關於該校事務，以後均希向民中署學務科接洽，仆不更負責任。此白。”他站在故鄉陰晦的天空下，遙望遠方厚厚雲層盡頭那一線光亮，想到那裏有他的摯友與前輩，事業與理想，不由升起對未來生活的希望。
縱觀魯迅的人生軌跡，從紹興起步，早年赴南京、日本，中年往北京，廈門、廣州小住，晚年落腳上海。這一路走去，曲折坎坷自不必說，風雨交集也不在話下，留給人印象最鮮明的，莫過於他總像是一個行色匆匆的過客，不停地行走在這個城市與那個城市之間，無論何時何地，旅途中似乎攜帶了諸多不確定的因子。辛亥革命的暴風驟雨稍稍停歇後，他懷著對光複後的故鄉極度失望的心境，再次獨自離鄉北上，對他後來逼近人生旅途上的終極目標，意義不可小覷。曾有不少好事者，作過這樣的假設，假如魯迅沒好友許壽裳先生的引薦，前輩蔡元培先生的接納，仍窩在紹興南街那個山會初級師範學校教書，當他的校長，那麼，他還有可能成為現在意義上的魯迅麼？曆史的厚重，在於不能假設，不能複製，不能印證，因此常讓人心懷敬畏。不過，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這一回，魯迅不但走出了地理意義上的紹興，而且同時也遠離了文化意義上的故鄉。遙遠的北方，寥廓的天空下，注定有他的夢想與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