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新藝城”有錢請許冠傑、張艾嘉這樣的大明星時，三個老板仍然孜孜不倦地客串，與大牌們合演了《最佳拍檔》——這部1982年上映的影片，至今還保持著一個“香港本土進場人數最多”的紀錄，無人能破。當年的票房也達到2700萬之多（票價約8元一張），位居年度榜首。同期上映的另一部現象級影片《少林寺》，票房雖然高達1000多萬，仍望塵莫及。
整個80年代，黃百鳴都是個高產的編劇，包辦了“新藝城”的大部分劇本。徐克拿金馬獎的喜劇《鬼馬智多星》和《我愛夜來香》，均出自他妙手。但代表他本人競逐最佳編劇獎的，卻都是悲劇——《搭錯車》、《何必有我》、《阿郎的故事》。
黃百鳴自己也哭笑不得：“寫了這麼多的喜劇，結果一嚐試悲劇就得獎。很奇怪，喜劇是很難拿獎的，那些評委都不笑，要讓他們哭，才會有獎。全世界都這樣——最偉大的喜劇電影人，查理·卓別林，從默片起家，又演又編又導，音樂都是他自己弄的，但生前從沒拿過獎，死了才頒終身成就獎給他。所以，做喜劇的人都得有個心理準備——喜劇是拍給觀眾看的。”
“喜事”係列創牌
“新藝城”後來成了很多導演的福地。為“新藝城”拍開業作《滑稽時代》的吳宇森，拍完之後就被嘉禾挖走，推薦了徐克接班；徐克“進城”以後，拍了黃百鳴寫的《鬼馬智多星》，馬上拿下金馬獎最佳導演。“從那部電影開始，他就一直走運了。”黃百鳴笑說，“包括他跟施南生結婚，因為施南生當時也是新藝城的‘管家’。” 不止他們，黃老板本人也堪稱一帆風順——“奮鬥”了沒兩年，就成立“新藝城”。雖然到1990年時，隨著七傑的各奔前程，“新藝城”也解散了，但次年他就成立了“東方電影集團”，拍的第一部電影《家有喜事》就破紀錄，一舉造就了後來綿延20多年的個人品牌——“喜事”係列。
“就在這時候我簽了張國榮，當時他已經退出歌壇，移居加拿大，是我去勸他出山再拍戲。”黃百鳴說，“複出的第一部就是《家有喜事》，票房4900萬，打破香港票房紀錄；第二年的《花田喜事》，又是全年冠軍。再後來像《白發魔女傳》、《金玉滿堂》、《夜半歌聲》、《九星報喜》，統統都是張國榮。當年‘東方’就隻簽他一個人，這也是我的一個習慣，因為簽太多人沒用，反而隻簽一個人的話，能更好地去打造他。所以後來，到了‘東方’的後期，我也是隻簽一個甄子丹。”
偏愛喜劇的黃百鳴與張國榮合作了十多部喜劇，直到他去世之前，每年的“喜事”係列賀歲片都少不了張國榮的助陣。“我就是喜歡把他另一方麵的才華拍出來，他絕對有喜劇的特質。在生活中他也是很有喜感的，有他頑皮的一麵。當著我的麵也許不怎麼表達出來，畢竟我是他老板，但從他和別人的相處當中我能感受到。”
2000年前，黃百鳴每年都寫新劇本，年年不落，一年寫好幾部也是常事。但2000年後，他就開始大幅減產，這當然與香港電影當年整體的頹勢有關。“很多原因……比如盜版、黑社會、金融風暴等等。整個90年代其實都很不景氣。”
黃編劇減產了，但商業觸覺敏銳的黃老板，早在1994年已經開始拓展內地市場。選在這個時機，是因為之前一年內地剛剛推行了電影體製改革，“電影拷貝統購統銷”被“票房分賬”取代。“第一部是根據梁鳳儀小說改編的《昨夜長風》，劉青雲和袁詠儀主演。之後是1995年張艾嘉、袁詠儀的《我要活下去》。第三部是1997年袁詠儀、林子祥的《擁抱朝陽》——都是文藝片。為什麼當時要選文藝片呢？因為文藝片在內地比較容易通過，那個時代要通過審查是很困難的。”
他當然想過把“喜事”係列引進內地，但《家有喜事》沒有通過。“因為它的笑點在當時看是有‘問題’的。”1996年籌備《97家有喜事》時，北影的一位編劇找到黃百鳴，想與他合作。“我就到北影去開了幾次會，但因為種種原因，還是沒法合作成功。”最大的問題還是審批，“他們審批的時間很長，我們很趕，而且我們當時都已經跟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簽好約，要在賀歲檔上映。所以我等不及，隻能放棄。”
而當時的內地電影市場，距離馮小剛的《甲方乙方》開啟“賀歲片”概念，還有一年多。
第二次進軍內地
1999年拍完《九星報喜》之後，黃百鳴的“喜事”係列，在香港也開始暫別銀幕。市場不好是其一，更重要的原因是，黃百鳴覺得自己拍了這麼多年賀歲片，“開始有點抓不住觀眾的注意力了。”
非典之後，2003年6月，CEPA正式簽署，兩地合拍片可視為國產片在內地發行。次年，黃百鳴投拍徐克的《七劍》，開始了他的第二次內地征程。“以前我是拍香港電影，現在變成另外一個天地——我們拍華語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