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資源型城市的產生和發展本質上是基於計劃經濟的政治型城市化和以GDP為中心的經濟型城市化發展的結果，而環境汙染和資源枯竭導致的城市衰退反映出這種傳統的城市化道路正在逐步走向末路。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了新型城鎮化的概念，資源型城市的轉型發展就是要求擺脫傳統城市化發展模式，跳出原有資源框架，探索更加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的新道路。以《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出的“以人為本”原則和“人文城市建設”為標誌，一種不同於政治型城市化和經濟型城市化的文化型城市化正應運而生，並且成為新型城鎮化的重要戰略選擇之一。
3 文化型城市化為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提供新出路
文化型城市化是以建設文化城市為中心的城市發展模式。所謂文化城市，是一種以文化資源和文化資本為主要生產資料、以服務經濟和文化產業為主要生產方式、以人的知識、智慧、想象力、創造力等為主體條件、以提升人的生活質量和推動個體全麵發展為社會發展目標的城市理念、形態和模式。[9]以文化發展為重要引擎的文化城市正成為世界各地城市發展的目標。如倫敦提出維護和增強倫敦作為“世界卓越的創意和文化中心”的聲譽，打造 “世界級文化城市”。新加坡提出以“文化複興城市”，將其發展成為“一個充滿動感與魅力的世界級藝術城市”。而國內自2005年以來也不斷有城市提出建設文化城市目標，其中既有北京、上海等經濟發達的城市，也有如西安、蘇州、揚子等文化資源豐富的城市。而對於資源型城市而言，在環境汙染日益嚴重和傳統礦產資源日漸枯竭的背景下，實施文化型城市化戰略、促進資源型城市向文化城市轉型也成為城市複興的新出路。這主要是因為：
3.1 文化是重要生產力
長期以來，文化都是作為政治和經濟的附庸。直到19世紀上半葉，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對英國古典經濟學家“見物不見人”的觀點進行了激烈的評判：“按照這個學派的說法，一個養豬的是社會中具有生產能力的成員，一個教育家卻反而不是生產者……像牛頓、瓦特或刻普勒這樣一種人的生產性，卻不及一匹馬、一頭驢或一頭拖重的牛”[10]，文化的重要作用才逐漸得到認可。而馬克思也認為，社會主要存在兩種生產力：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精神生產力包括了語言、文學、技術能力等等。[11]因為馬克思的精神生產力更偏重於人類社會人文關係的特征和品格，也稱之為文化力或人文力。[12]進入21世紀，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文化“不僅僅隻是城市發展物質與精神產物的彙集，而且在全球城市競爭中作為發展動力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13]。文化作為重要生產力創造著巨大價值，這不僅在於文化本身的直接產出，更重要的是文化作為滲透性因素對人力資本產生了革命性影響，並通過塑造人文精神推動城市發展。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根本是人，通過文化教育，全麵提升人的道德素質、職業技能和創新能力，是保證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持續動力。而且，文化不僅僅作用於個體，更重要的是促進整個組織的進化。正如人類由野蠻步入文明，由落後步入先進，衡量的標準不是經濟水平，而是文化的發展，小至企業，大至國家，都需要充分發揮文化的引導、約束、凝聚和激勵功能。無論是企業文化的建設，還是城市文化軟實力的提出，其意義也正是於此。
文化生產力的這種作用對資源型城市的發展尤為重要。城市轉型發展首先要解決人的問題。長期的生產實踐使人們對礦產資源產生了強烈的依賴，雖然這些城市曾經因此而散發出璀璨的光芒，但是隨著資源減少、競爭加劇，人們陳舊的思維方式、知識水平和行為模式將不可避免地加速城市走向衰敗。黨的十七大提出“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就是要提高人們的文化水平、創新思維模式、改革發展思路、團結一致、眾誌成城，以文化的力量實現資源型城市在轉型發展觀念和能力上的突破。
3.2 文化資源是綠色可持續資源
解決資源型城市的環境和資源問題，實現城市複興，關鍵是尋找城市發展可替代的綠色資源，文化資源正是理想選擇。文化資源是文化產業鏈中以“文化”為生產對象的生產資源，是文化發展的直接生產對象，包括了物質文化資源、社會文化資源和審美文化資源。[14]一方麵，文化資源是綠色的，開發過程中對環境的影響相對較小，而且為了最大程度地實現文化資源的價值，現在的開發越來越強調保護性開發。比如對古建築的修複和保護通常都遵循“修舊如舊”的原則，文物古跡的開發和利用也需要保證與環境的和諧共生。另一方麵，文化資源又是可持續的。文學、藝術、技藝、民俗等文化資源可以世代承傳，不斷得到發揮和利用，而且使用越多，其生命力也就越強，影響力也就越大。這也是為何中華文化承傳上下五千年，仍然散發出璀璨光芒的重要原因之一。建築、街區、遺址等文化資源雖然隨著時間的流逝終會消逝，但一則可以通過修複和保護延長其生命周期，比如北京故宮曆經明清兩代，雖至今已有近600年曆史，但仍然氣勢磅礴，保存完好。二則即使消逝，還可以通過重建、數字虛擬等方法重現這些物質文化資源。更重要的是圍繞各種文化資源，還可以開發出一係列的相關文化產品，而創意是無窮盡的。正如早在上世紀60年代，羅馬俱樂部主席佩恰依在談論“增長的極限”時就已經指出“未來的發展隻能是文化的創造”。[15]
很多資源型城市都具有豐富的文化資源。以首批資源枯竭城市阜新為例，曾出土了“世界第一玉”與“中華第一龍”，曾站起了古代北方的“第一代農人”，目前有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6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2處，非物質文化遺產國家級保護項目4項、省級9項、市級10項、縣級40項。[16]其他如伊春、遼源、石嘴山、白銀、焦作、萍鄉等城市也都著豐富的文化內容、多樣的文化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底蘊，這都為資源型城市向文化型城市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3.3 文化產業是重要經濟增長點
在“文化經濟化”和“經濟文化化”的時代背景下，[12]文化產業作為發展最為活躍、增長最快的新興產業，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文化產業對經濟的刺激作用主要體現在：一是涉及範圍廣，體量龐大，不僅包括了影視、出版、廣告、動漫、藝術品、演藝、教育、體育等各行各業，而且容易與農業、工業、旅遊業、信息業等其他行業融合發展，輻射範圍大，帶動作用強；二是經濟附加值高，產出總量大。據統計，2013年北京規模以上文化創意產業總收入就超過1萬億元，增加值約2406.7億元，占全市GDP比重達到12.3%，已經成為北京市重要的支柱性產業。三是乘數效應強，拉動就業明顯。據世界城市文化論壇的統計數據顯示，文化創意產業為城市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在其統計的16個城市中，有10個城市的文化創意產業勞動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超過8%，印度孟買甚至達到了16.01%。②
正是由於文化產業的巨大經濟作用，它成為資源型城市產業更新的重要選擇。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製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也明確指出，要“推動文化產業跨越式發展，使之成為……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要支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然而，當前資源型城市的文化資源挖掘不夠，文化產業發展落後，促進經濟增長和解決就業問題的能力不強。因此，必須要充分認識文化產業的重要作用，加快文化產業的培育和發展，以文化產業推進城市的轉型升級。
4 資源型城市文化型城市化的戰略選擇
4.1 構建文化型城市化的頂層戰略框架
倫敦自2003年出台第一個文化戰略以來，已經連續出台了4個文化戰略草案。2014年最新發布的《文化大都會：市長文化戰略——成就和計劃》，圍繞維持倫敦作為全球文化城市的地位、擴大優質文化的參與範圍、教育和技能、基礎設施、環境和公共區域四大戰略重點，研究倫敦在後奧運時代的文化戰略計劃。而縱觀我國各地的文化發展戰略，一是大同小異，缺乏特色和重點；二是沒有與時俱進，缺乏反思和更新。文化型城市化是資源型城市發展的深層變革，既不能“東一錘子、西一榔頭”，盲目開展，也不能全麵鋪開，毫無重點，要注意整體上的戰略定位和頂層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