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村落文化景觀符號的審美認知差異
盡管世界不完全是由符號組成，但世界充滿了符號。文化景觀就是一種典型的“旅遊符號”。20世紀70年代，MacCalnnell率先提出“旅遊符號”概念，將符號學引入旅遊研究領域。其早期作品《旅遊者：休閑階層新論》對旅遊吸引物符號係統做了深入研究。隨後，文學及文化研究學者Jonathan Culler進一步深化了“旅遊符號”理論，指出當今旅遊業己轉變為純粹的符號消費，人們到不同地方旅遊，其實隻是為了消費被視為代表該地的“旅遊符號”。
文化景觀承載著深厚的文化積澱，傳承著綿延的曆史文脈，以物化形式表達了一種強大的文化“傾訴力”。按照索緒爾的“二元符號理論”，文化景觀符號是旅遊吸引物係統中的代表性象征符號。文化景觀符號的“能指”，通過人為約定表征“所指”即旅遊吸引物；審美主體對文化景觀的遊賞過程，就是對由文化景觀組成符號元素的認知過程。
如果說文化景觀作為符號“能指”是一種客觀存在，那麼對文化景觀的認知與解讀過程則是一種主觀行為。誠如柳宗元所言“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審美主體對文化景觀符號的主觀認知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特別是“文化景觀作為人類文明的產物，是一定曆史時期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的結晶。由於地理、氣候和生態等自然條件的不同，加之文化方麵的差異，造就了東西方不盡相同的文化景觀理念。”[5]以村落文化景觀符號為例，東西方對其審美認知的差異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麵：
2.1 認知思維的差異
中國村落文化景觀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村落社會及族群所擁有的多樣生存智慧，有別於人類主觀設計的城市景觀和鮮有人類改造印記的自然景觀。因此，開展對村落文化景觀的審美活動，對審美主體的認知思維有一定的要求。每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傳統思維方式是其傳統文化的核心，體現了傳統文化的特質。東方人與西方人有著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西方人崇尚零件式和分解型思維，形成了“原子論”、“還原論”、“分析論”和“結構論”等傳統思維模式；而東方人思維則更注重整體性和關聯性，形成了“元氣論”、“整體論”、“係統論”和“功能論”等獨特的傳統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方式注重整體觀照，習慣將天、地、人整合在同一關係網中進行考察，把人與自然以及人類自身視為和諧統一的整體。這種心理文化投射到村落文化景觀鑒賞活動中，形成了集山水、建築、民俗、宗教、血緣等形式於一體的綜合性特質，體現了漢語民族“以綱統領全局”的認知心理，產生了崇尚整體和諧的審美文化。
2.2 認知理念的差異
剖析中國村落文化景觀形成的文化背景，不難發現道家“以人合天”與儒家“以天合人”的理念貫穿其中，前者注重順應自然而後者強調改造自然，兩者相結合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核心精神，折射出人類與自然之間和諧的內在關係。中國村落文化景觀代表了當地人民的集體智慧結晶，但西方審美主體對其審美認知過程中，往往會不自覺地從個人主義角度出發，含有大量涉及“個人主義”、“平等”、“獨立”等符號編碼，凸顯了西方人注重個人權利，強調民主、自由、平等的人權觀。相反，東方審美主體對村落文化景觀的審美，往往從人民創造力、曆史文化等方麵對文化景觀符號的“所指”進行解讀，並將集體主義內化為個人價值觀，含有大量涉及“天人合一”、“中庸”、“和諧”等符號編碼，凸現了包括儒釋道在內的東方哲學精神，體現了強烈的民族文化自豪感。
2.3 認知視角的差異
“景觀乃是文化的線索”。中國村落文化景觀是地域性的文化標誌，是我國農業文明的結晶和見證。與其他類型文化景觀相比，傳統村落文化景觀主要表現為鄉村地域以農業為主的生產景觀、粗放的土地利用景觀以及傳統的聚落景觀。農業生產景觀是村落文化景觀的主要文化特征，特別是那些曆史悠久、結構複雜的傳統農業景觀和農業耕作方式更是特定地域農耕文化的典型代表。[6]Marc Antrop指出，存在於鄉村地域的傳統文化景觀有助於維持鄉村多樣性和可持續發展的景觀體係，使鄉村景觀具有更好的可識別性[7]。但由於空間阻隔和文化隔閡的存在，西方審美主體對中國村落文化景觀符號產生的背景了解相對有限，村落文化景觀符號“能指”所作的社會約定識別視角有所不同，因此所得到的是往往是支離破碎、不成係統甚至是牽強附會的解讀，甚至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認知結果。而東方審美主體本身作為農耕文化的承繼者和踐行者，對於中國村落文化景觀符號的了解較為深入，對景觀符號的“能指”所作的社會約定有相對統一、貼切的認知，能形成一個係統、關聯的認知體係。
2.4 認知程度的差異
文化景觀對於“懂得它的人來說是曆史的記錄”[8]。中國村落文化景觀處在自然和文化、有形價值和無形價值、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的交界麵上，代表了一種多元而複雜的關係網絡。在區域景觀環境發生變化的同時，傳統村落文化景觀內部也出現較大程度的異化過程，鄉村連續的景觀空間上出現古村鎮景觀——現代新城景觀——現代產業景觀交替出現的景觀分割格局。[9]西方審美主體認知上述村落文化景觀符號時，往往不會將符號“能指”與“所指”進行動態而積極的關聯，而是采取了一種靜態而消極的關聯，因此很難在文化層麵上有深入的理解，而隻是從表層角度進行認知，乃至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誤讀。而東方審美主體往往會根據時代和環境的變遷，如對古村落的田園風光、建築形式、民情風俗以及村民生活方式等進行綜合性的審美認知，包含了自然、文化、宗教、道德等多層關係互動的綜合特質，體現了審美認知動態化、具體化、細節化的特點。
3 村落文化景觀審美認知差異的文化根源
3.1 東西文化的碰撞與排拒
“文化就像是一隻黑盒子，我們知道它就在那裏，但卻不知道裏麵裝著什麼。”來自相同文化背景的審美主體，對同一文化景觀符號即使存在認知差異，這種差異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定趨同性；而來自於不同文化背景的審美主體，對同一文化景觀符號的認知差異卻是本質性和顛覆性的，主要體現在對符號“能指”所象征的文化涵義的認知差異。
從本質上說，東西方審美主體對審美客體認知的差異性，源自於以華夏文明進程為主脈的東方文明與以兩希文明為源頭的西方文明兩種不同的文化背景。古老的中國文化是與西方文化距離最遠的文化。所謂“距離最遠”，不僅就地理位置而言，而且就兩種文化之間的陌生感而言。[10]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中，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各據一方，將地球劃劃分為兩個最大的文明軸心區，有著各自徑渭分明的影響範圍和勢力邊界。
東西文化的本質差異，主要體現在“天人關係論”即人與自然關係的認知差異上。西方人淩駕於自然之上，對自然總體上持否定或敵對態度；而東方人和諧地生活在自然之中，與自然保持著和諧共生的關係。日本學者鈴木大拙指出東方人“同自然是一體的”，而“大部分西方人則易於把他們自己同自然疏離”[11]；美國著名建築師西蒙德還指出：“在西方，人與環境間的感應是抽象的，在東方，人與環境間的關係是具體的、直接的，是以彼此之間的關係作基礎的。西方人對自然作戰，東方人以自身適應自然，並以自然適應自身。”[12]李澤厚先生曾說，“自然美在中國是最早被發現的。中國的山水畫、山水詩的出現也比西方早得多，很早就注意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情感上的互相交流”。[13]由此可見，與西方人背離自然的世界觀相比，東方人的生存智慧蘊涵了“多元歸一”、“萬物一體”、“天人合一”等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成為囊括宇宙與生命、文化與藝術、感性與理性的智慧源泉和精神發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