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結構升級與工業遺產開發
城市經濟與社會
作者：董智勇 王玉茹
摘 要：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是工業化進程中的一般規律，合理的產業結構是促進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保證。作為近代北方工業中心的天津留下了大批工業遺產，造就了中西合璧、古今兼容的獨特城市風貌，具有較高的曆史文化與旅遊價值，深入挖掘和整合開發工業遺產，是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有效途徑和重要載體，對進入工業化後期階段的天津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天津；產業結構；工業遺產；文化產業
Abstract：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a general rule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Reasonabl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As the northern industrial center， Tianjin has a large number of industrial heritage.They have unique urban style and high cultural tourism value. Tianjin city develops industrial heritage vigorously which is the important carrier to adjust structur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And it is important 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ianjin.
Key words：Tianjin； industrial structure； industrial heritage； cultural industries
中圖分類號： C9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5）-08-32（7）
產業結構不斷調整進而優化升級，是工業化進程螺旋向上的一般規律，合理的產業結構更是經濟能夠穩定持續增長的重要保障。增強產業結構轉換能力進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取決於產業結構向合理化高級化演進。特別是當經濟發展步入工業化後期階段，傳統產業增長速度逐漸放緩，甚至出現衰退，此時經濟增長迫切需要尋找新的動力支撐，來破解傳統產業麵臨的資源環境約束。文化產業能夠突破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的約束，對其他產業具有巨大的支持帶動作用，正如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基本完成後紛紛提出了文化立國戰略，文化產業日益成為這些國家的新型產業乃至支柱產業或主導產業。其中，工業化進程中留下的大量工業遺產，成為發展文化產業的重要載體，英國、德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開發的工業遺產旅遊線路，不僅拉動了經濟增長，也增強了城市軟實力，一舉兩得。
天津工業化進程的序幕開啟於1860年的開埠。隨著洋務運動軍事工業的建立，以及民族資本與外國資本的不斷進入，天津近代工業體係日趨完善，產業結構不斷升級，一躍成為近代中國北方地區工業發展最快、規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大都市，從而確立了北方工業中心與經濟中心的地位。與此同時，成為中國近代繼上海之後第二大工業城市的天津，也保留下了大量工業遺產與城市風貌建築，使其成為“近代工業城市”的典範。工業遺產傳承著城市曆史文化記憶，“天津小洋樓”、“近代中國看天津”等城市旅遊品牌體現了地域特色民俗文化風情，成為這個北方直轄市特有的城市曆史文化，文化旅遊業在天津得到較快發展。2013年，天津市旅遊業收入超過2000億元，接待入境遊客近265萬人次，接待國內遊客1.36億人次，名列全國第七位，首次超過蘇州，一躍成為我國旅遊業最快增長城市之一。作為近代第一個開埠的北方城市，在其工業化進程的曆史長河中，大批工業遺產得以保存與開發利用，造就了合璧中西、兼容古今的城市風貌與曆史文化，具有較高的曆史文化與旅遊價值，深入挖掘和整合開發工業遺產，是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有效途徑和重要載體，對進入工業化後期階段的天津城市經濟穩定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 天津近代工業發展進程與結構變遷
現代天津作為中國大都市和直轄市，在全國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早在近代中國的曆史上已經成為北方工業中心。因而可以說，目前天津產業升級轉型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近代工業化進程的延續。
1.1天津近代工業發展進程
作為“京師屏障”，天津設衛建城於明代，城市社會經濟開始走向繁榮，現代經濟成分開始萌芽。然而，在自我封閉的中國大環境中，天津自身的活力受到抑製，長期難以萌發社會化生產。率先完成工業革命的西方國家急迫將中國拉入世界市場，作為“畿輔重地”的天津，1860年被動開埠後開始走上了近代工業化之路，經濟日益繁榮，並逐漸成為我國北方重要的大都市。
1.1.1興起（1860-1894年）
外國資本率先被擁有優越地理區位與廣闊腹地的天津所吸引，一大批出口加工企業營運而生，機器設備廣泛的在打包業、蛋品加工業等出口加工企業中使用。1860-1894年間，天津外資工業企業達16家，總資本為583萬元，英國成為主要投資國。[1]工業產業除了打包業外，還有印刷業、公用事業等，天津煤氣公司、天津自來水公司、比商電車電燈公司等外資企業逐漸改變著人們的生活習慣和城市建築風貌。期間，在天津老城東南部區域，英、法、美等國相繼設立了租借地，從而使得這些國家在天津擁有了行政自治權和治外法權，也使得租借地成為西洋文化傳播載體，並與中國傳統文化兼容並蓄，天津現代城市與傳統城區相互融合的格局雛形初現。
西方資本主義的進入與晚清政府開明集團的崛起，為晚清近代工業的實施提供了緊迫性與可行性，以天津為北方中心的洋務運動得以順利實施。天津洋務運動興辦的企業主要以官辦和官督商辦企業為主，涉及機器製造、運輸、采礦、通訊等4個行業7家軍事工業和民用企業，總資本約為2500萬元，有北方最早設立的機器局（天津機器局）和造船廠（北洋水師大沽船塢），也有中國近代最早鋪設的鐵路和電報線路，以及近代最早使用機械開采煤礦的開灤礦務局，洋務運動期間興辦的這些大型現代企業使天津的工業門類初具雛形，今天的天津船廠（大沽船塢）和天津市委辦公樓（開灤礦務局大樓）見證了這個北方“工業革命”中心的曆史發展成就。
天津部分商人、地主、買辦和官僚等，見到開辦工廠企業有利可圖，加之洋務派對民族工商業的限製較鬆，開始投資試辦近代新式工業。在20世紀以前，天津民族工業試探性起步，主要集中在麵粉業、火柴業、機械業等，企業規模都相對較小，投資總額也不到35萬兩。天津老城廂、海大道（今大沽路）、三條石成為這些弱小民企的聚集地，當時頗具規模和代表性的福聚興機器廠，業已成為現今三條石地區僅存的工業遺產。
截至1894年，天津近代工業規模在全國已經具有了較大地位，工廠數占全國總量的13.88%，資本占10.75%，工人占12.52%，但主要以官辦和官督商辦企業為主，而民族資本工業這個時期仍處於緩慢發展階段。[2]
1.1.2快速發展壯大（1895-1927年）
在中國近代工業史上，出現了一個外資與民資興業的時代，天津順理成章的成為了北方地區工業聚集之地，更為直接的原因在於一個近代中國最優越的工業投資環境已經在天津形成。因為大規模、集中的近代化大工業生存、發展需要的條件，遠遠超越了封建小生產條件下手工業生產之所需，而天津在袁世凱“新政”時期擁有了現代交通網絡、最發達的訊息中心、保護投資而且設施完善的租界、發達的金融業和北方最集中的廉價勞動力市場。
八國聯軍的勝利與《辛醜條約》的簽訂，使各國資本進入中國得到了保障，開始紛紛對華投資設廠。外資工業企業主要涉及機器打包、紡織服裝、食品飲料、卷煙、印刷、製造、自來水、發電供電、礦業等多個行業，特別是投資規模和技術要求不高的食品行業發展較快，同時為租借提供基礎設施保障的公用事業發展規模也迅速增加。在1896年至1912年間，外資在天津共設立了44家企業，總資本達到2699.5萬元，約占到全國的15%左右[3]。在1912-1927年間，共有54家外資企業在天津設立，總資本達1798.6萬元，日本取代了英國在天津投資的領先地位，但其投資主要集中在日用消費品行業。法租界電燈房（今哈爾濱道電力研究所）、日租界電燈房（今南京路變電站處）、天津濟安自來水公司（今南運河南岸芥園水廠）等新設立的公用事業企業投資規模大，基本滿足了天津城市水電需求，也成為工業發展所必須的基本保障。雖然這個時期的外資工業在打包業和公共事業方麵處於優勢壟斷地位，但同官辦、官商合辦及官督商辦企業投資資本比並不占據優勢地位。在此期間，天津現代城市格局基本形成，特別是各國租界的影響延續至今，五大道各國風格樣式的小洋樓見證了租界繁榮與多元文化的交融，更見證了天津近代工業化與城市化融合互動的曆史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