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府“新政”與辛亥革命的勝利，為興辦實業提供了良好環境與機遇，成為天津民族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在1904至1911年間，天津民族工業新設企業52家，資本總額達650多萬元，和1894年以前相比，民族企業數量與投資額都增加了近7倍，但與官辦及外資企業相比，規模上還有一定差距。這些工業企業主要集中在礦業、紡織、交通、墾業、麵粉和機器六個類別，其中棉紡織業發展最快，其次為麵粉和機器，天津以原料加工為主的工業格局初步形成。天津民族資本投資的廠家數量在1912年至1928年期間達到了2379家，比1912年前增加了23倍，總資本額約為8806萬元，比1912年前增加了近12倍，涉及66個行業，比1912年前增加了4.4倍。其中，天津棉紡織業規模繼續大幅增加，紗錠產量占全國民族資本紡織廠紗錠的10%左右，成為北方棉紡織業中心，同時也是全國六大麵粉工業城市之一。此外，天津主要化學工業企業是久大精鹽和永利製堿，它們是國內同類型工業的第一家，製堿廠在亞洲也是首創，位於濱海新區的天津堿廠與黃海化學工業研究所舊址依然能夠顯現出天津化工業在中國化工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與作用。可以說，天津工業的堅實基礎是在這個時期打下的。
這個時期官辦類企業比重比上期減少很多，但規模依然很大。在1902-1911年間，這類企業共31家，比重由原來的89%下降到22.2%，資本總額為3019多萬元，從上一期的81%下降到36.7%。其中礦業的規模最大，達2678萬元，其次是水泥業和機器業。因為甲午戰爭前，天津官辦類企業都是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官僚集團創辦的，資本比較集中，加之1864-1894年間的相對穩定，所以這一時期官辦類軍用和民用工業發展較快。而在1895-1927年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軍方和官僚控製了很多近代工礦企業，但這一時期軍閥混戰，政局不穩，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官辦類企業的發展。
1.1.3波折中前進（1928-1949年）
這個時期，中國戰爭頻繁、政局此起彼伏，經濟進入了一個非正常發展期。從九一八到1937年的全麵抗戰，從1945年到1949年的解放戰爭，嚴重影響了經濟正常發展。處在這種大環境下的天津也無法幸免，很多政界、商界人物紛紛南遷，大批工業、金融資本也逐漸移向南方城市。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加快對天津投資。由於1929至1933年西方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迫使他們更加積極地在中國尋求市場和投資場所，天津作為華北最大的開放商埠，於是成為了西方各國在華投資的重要城市，外資工業發展迅速。1928-1936年間，天津共有55家外資工業企業設立，新增總資本為3843.2萬元。其中日本在天津的投資占絕對優勢，占95%，而英國在天津的投資急劇下降。外資工業也逐步由貿易附屬和初級加工工業，向基礎工業、多門類工業轉化，主要集中在化工、紡織、機械、公用事業等行業，其中化工業規模最大。七七事變後，天津淪陷，日本開始大量投資，建起了一批工廠和企業，使天津工業在企業數、資本額、工業產量等方麵均處於華北領先地位。1936年日本在天津的企業已有近2000家，1938年投資增長率達413%，使天津成為華北地區日資增長最快的城市，特別是機械製造業水平也有所提高。日本在天津投資比較有代表性的企業包括：北支豐田自動車株式會社（今天津汽車製配廠和天津拖拉機製造廠）、甲斐鐵工廠（今天津動力機長）、新港工程局機械修造廠（今新港船廠），這些不僅是日本侵華的曆史見證，同時具有工業遺產與曆史遺產的雙重意義。
天津民族工業在這個時期遭受了沉重打擊，中小企業大量倒閉。1928-1933年間，天津民族工業不論從數量還是規模上，都呈下降趨勢，1933年同1928年比較，廠家數量下降50%，資本下降了63.5%。在淪陷初期，天津民族工業也有很多企業停產或破產。早在淪陷前夕，天津4大民族紡紗廠均已被日資收買，日本隨之壟斷了天津的紗、布市場。東亞公司淪陷期間的毛線產量比戰前下降了76.9%，仁立公司呢絨產量下降了62.6%、床毯下降了30.1%。但在淪陷後期，日本當局為了緩解資金不足的局麵，開始鼓勵中國民族資本投資企業。在1937-1939年間，共有350家設立，年均增加新企業140家，到1940-1942年間，企業設立速度大大加快，年均新增企業達447家，是北洋時期的34倍，是國民政府時期的7倍多。雖然華商企業數量眾多，占企業總數的85%，但資本額比重僅有12.6%，又比戰前下降了6個百分點。總的來說，這個時期的民族工業仍然是以生產日用消費品、投資效益較快的輕工業為主體。同戰前相比，天津工業在日本投資下工業結構趨於合理，尤其是重化工業發展壯大起來，從1936年的23.7%上升到1945年的46.7%，紡織業的比重也提高了17%，而食品工業則下降了13.6%，重化工業與輕工業的比值由1936年的1：1.9變為1：1。
1945年至1949年間，天津工業生產因戰事影響而處於困境。1945年天津市140多個行業，共有工廠與商店20000來戶，到1948年底，停工和倒閉的廠店約六七千戶，占總數的1/3強。[4]-但在全國範圍工業生產不景氣的情況下，天津工業仍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截至解放前，天津成為第二大工業城市，僅次於上海，企業數量達4708家。其中造紙、印刷、建材、交通用具、機械、化學等工業部門的工廠數量均占全國該類工廠總數的10%以上。在華北地區，天津的企業數量居第一位，遠遠多於青島和北平，是青島的6.5倍、北平的4.5倍。[5]
1.2天津近代工業結構變遷
雖然開埠前的天津已經具備了走向現代經濟的很多條件，但工業化道路上阻礙重重，使得近代工業產生的途徑隻能是外部移植。從天津開埠到解放前這段近百年的時間裏，階段性波動發展成為天津工業化進程的顯著特征。通過物價與工人數的二次修正，天津工業資本呈現出周期性波動。
產業階段性升級成為天津近代工業結構呈現出的顯著特點見。截至解放前，天津工業基本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工業體係，產業結構呈現出以紡織等輕工業為主、以重化工業為輔的產業格局。天津重化工業的發展主要集中近代的兩個重要時期，一個是在洋務運動期間，一個是在日本占領時期。天津開埠初期，重工業比重占到了74.2%，這是由於洋務運動期間的大量軍事工業的建立，特別是天津機器局與大沽船塢的設立，而且此時民族工業尚未發展起來，外資工業以打包業圍住。自甲午戰爭後，特別是袁世凱新政之後，天津近代輕工業迅速發展，特別是由民族資本投資的棉紡織工業規模迅速擴大，進而使輕工業比重一直占55%以上。直到淪陷時期，日資大量投資機械製造和重化工業，使重化工業取得了實質性發展，比重占46.7%。到解放戰爭時期，天津工業中的輕工業比重又快速上升，達84.9%。
2天津現代產業結構演變
解放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天津工業產業結構調整呈現出與世界各國工業化進程中類似的升級演變規律，並已經發展到了工業化後期階段向後工業化階段過渡，經濟高級化趨勢明顯，產業升級成為必然。
2.1解放後產業結構演變
2.1.1解放後至改革開放
解放後，在國家計劃支持下，具有較好工業基礎的老工業基地天津，經過3年恢複期，經濟開始駛入快速發展階段。重工業高速發展，輕紡工業規模持續增大，工業總體實力顯著提升，工業體係日益完善，成為以輕紡為主的綜合性工業基地，有力的支持了我國解放後的經濟建設。這一時期，天津工業產業結構有了很大改善，1978年工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了20.7倍，其中輕工業增長11.7倍，重工業增長82倍，輕重工業比例由1949年的87.52：12.48調整到1978年的51.6：48.4，工業產業結構從輕紡為主升級為具有機械、電力、冶金、石化等多行業多門類的綜合性結構。與此同時，天津很多工業行業都具有很強實力，製造了國內很多個產品第一，第一輛轎車（1951）、第一隻仿瑞士手表（1955）、第一架照相機（1956）、第一台6千噸水壓機和第一台彩色電視機（1958）等。
2.1.2改革開放至今
改革開放以來，天津依然發揮著我國比較發達的綜合性工業基地的重要作用，工業經濟飛速發展，並向先進製造業基地不斷邁進。特別是1994年全麵擴大開放及2006年濱海新區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以來，天津通過引進外資、發展內資的工業帶動升級措施，工業結構顯著升級，經濟整體實力顯著增強。一是工業規模迅速擴大，總產值由1978年的158億元增加到2013年的30000億元，增長了190倍，夯實了先進製造業基地地位。二是工業結構優化明顯，培育發展了八大優勢支柱產業，“天津製造”不斷走向全國、出口世界，國內外知名度大大提升。三是輕工業與重化工業產值比重變化明顯，由1978年的51.6：48.4調整為2014年的16.4：83.6，工業增加值達到了以重化工業為主的階段。從1949年到現在，天津成為以先進製造業為主的綜合性工業基地，成功實現了由工業1.0向4.0的演化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