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看來，中國人大部分在過著中庸的生活。林語堂先生在《誰最會享受人生》中，深刻地剖析了中國人的生活模式，提出要擺脫過於煩惱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責任，實行一種中庸式的、無憂無慮的生活哲學。林語堂先生說，我相信主張無憂無慮和心地坦白的人生哲學，一定要叫我們擺脫過於煩惱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責任。一個徹底的道家主義者理應隱居到山中，去竭力模仿樵夫和漁夫的生活，無憂無慮，簡單樸實如樵夫一般去做青山之王，如漁夫一般去做綠水之王。不過要叫我們完全逃避人類社會的那種哲學，終究是拙劣的。此外還有一種比這自然主義更偉大的哲學，就是人性主義的哲學。所以，中國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個不必逃避人類社會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樂的人。
應該說，在與人類生活問題有關的古今哲學中，還不曾發現過一個比這種學說更深奧的真理，這種學說，就是指一種介於兩個極端之間的那一種有條不紊的生活。這種中庸精神，在動作與靜止之間找到了一種完全的均衡。所以理想人物，應屬一半有名，一半無名;懶惰中帶有功，在用功中偷懶;窮不至於窮到付不起房租，富也不至於富到完全不做工，或是可以隨心所欲地資助朋友;鋼琴也會彈，可是不十分高明，隻可彈給知己的朋友聽聽，而最大的用處還是給自己消遣;古玩也收藏一點，可是隻夠擺滿屋子的壁爐;書也讀讀，可是不能用功;學識頗廣博，可是不成為任何專家……總而言之，這種生活成為中國人心目中的理想生活。
更有不少人認為，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得以淋漓盡致地發揮是從“中庸”被我們“活用”以後的事。“中庸”成了一個有識者必爭的製高點，搶到了，無往不而勝;丟掉了，處處被動挨打。中庸好比是圓心，從它出發，到圓周上的任何點上，距離都相等，隨時可以變換立場、化敵為友、左右逢源;站在圓周上，左半圓的“激進派”以它為矛攻擊對手，右半圓的“保守派”以它為盾保護自己，天下最鋒利的矛遭遇天下最堅固的盾，一點也不“矛盾”，星光一閃，奏出悅耳、和諧的樂章。
以德報怨——人生的立世之法
人世紛爭，難免有恩怨。因恩生愛，因怨生恨，會導致人際關係的鞏固或破裂。如何處理恩怨，尤其是如何釋怨，著實是人生處世的重大課題。“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作為人生的立世方法，應該說更實用，也更容易施行。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無論是老子的“以德報怨”，還是孔子的“以直報怨”，二者都堅持了一個共同原則，即不念舊惡，也不爭一時之短長;即別人有怨於我，不是斤斤計較、耿耿於懷、必思報複而後快，而是既往不咎，因此不會使舊怨添新仇，越積越深。同時，雙方以真誠之心尋找新的共同點，求同存異，任何一方沒必要卑躬屈膝，迎合對方;隻是把舊怨放在一邊，雙方為共同的目標和利益進行合作，在合作過程中重建新的友誼。這樣舊的怨恨就會逐漸淡化，自然消除，以達到“兩惠無不釋之怨，兩求無不合之交”的效果。
春秋五霸之一的楚莊王，有一次邀群臣會飲，天色已黑，酒過三巡，大家喝得半醉半醒。這時殿上照明的燭火忽然被一陣風吹滅了，全場一片黑暗，有人乘機調戲王後，用手拉扯王後的衣裙。王後一把揪住那人的盔纓並使勁摘了下來，暗中向楚莊王說：
“有人調戲我，拉扯我的衣裙，我已將他的盔纓摘下來了，請大王趕緊把蠟燭點亮，看這個沒有盔纓的人是誰。”
楚莊王卻說：“不要點燭。”
隨後又高聲說道：
“我已經說過這是一個不必拘禮節的酒宴，現在我要行一個酒令，要求大家都把盔纓摘掉，誰不摘，誰就要受重罰。”
於是群臣全都把自己的盔纓摘掉，蠟燭點燃時，也就無法找出是誰對王後動手動腳了。
兩年後，晉軍興師伐楚。楚莊王陣前落馬，危急之中，一將孤身奮勇來救，殺退晉兵。此人正是當初暗中調戲王後的唐狡。
事後有人問唐狡：“楚王並無恩惠於你，何故拚死救駕？”唐狡說：“我是以德報德，以直報怨。”
楚莊王在處理王後受辱的事情上，體現出了一代王者的寬廣胸懷。因為他平時能容人，所以他的臣下才能真誠為他效力，在戰場上不怕犧牲，為他衝鋒陷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