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初春，爸爸出差順路到部隊駐地看我。我從火車站接他回到軍營，剛一進屋便不管不顧地大聲叫我，還沒等他把我小名、昵稱叫完，我立刻扔下提包衝到他麵前，仰起頭讓他先親我，同時趕緊小聲說：“爸，千萬別喊，我都是軍人了，以後隻準叫我的大名！”他根本聽不見，（爸爸的耳朵在“文革”期間被人扇耳光，打穿了鼓膜，非常聾）依然大聲地叫著，我隻好也用夾雜著漢語的蒙古語大聲地不斷重複跟他說。爸爸聽到我跟他說蒙語就更高興了，我們倆開始用母語對話，他說我長高了，長結實了……爸爸笑起來很燦爛，嘴張得大大的，又把我的臉親得濕乎乎的。過後，戰友們曾經和我開玩笑，“你爸爸叫你什麼？”我若無其事地回答：“我爸是用蒙古語叫我的小名，告訴你們也聽不懂！”
那次爸爸去看望我，是我和他朝夕相處片刻不離的難忘時光。我們一起吃飯，坐在一起聊天，一起上街……最不愛照相的爸爸還專門和我在照相館拍了兩張合影。
從那以後，爸爸再也不叫我的小名了，就算在家也直呼我大名，好像他一夜之間把我的小名忘了，弄得我怪想念那個稱呼。
現在靜下來了，安靜的讓人不適應，不論什麼稱呼總歸是爸爸親切的呼喚。直到今天，我仍舊解釋不清他在病重期間的一種狀態，是他大腦中的哪一片神經被壓迫了？還是他意識中隻留有記憶的碎片？那就是，他隻呼喚我的名字。在家裏，在病房裏，不論他有任何要求，抑或沒有任何要求，我在他身邊，抑或不在他身邊，隻要他不是在睡眠中，就喊“烏日罕”、“烏日罕”！後來發展到無論見到誰他都喊“烏日罕”，不論是大姐、二姐或者是護工。與他住在一個病房的病友總問：“誰是烏日罕呀，他總喊這個名字。這個烏日罕咋不來呢？”我二姐舒仁托婭就解釋說：“烏日罕是我妹妹，她出國了。”其實大姐薩仁托婭照管他最多，也最累，跟他生活了一輩子的媽媽天天就在他身邊忙活，可他隻是呼喚“烏日罕”！為什麼？我無從知曉，我告訴自己，也這樣告訴別人：“也許是爸爸最愛我吧？”
人老了，生活會變得更加簡單。尤其對於爸爸，他耳朵聽不到周圍的嘈雜，眼底的黃斑病變讓他看一切都是朦朧的，嶙峋突兀的幾顆牙齒也奪去了他享受美味的權利，唯有他的頭腦依然清醒，這個他唯一能夠使用的器官可以帶著他“馳騁”在他的作品裏，在他故鄉的草原上。
父親對他故鄉的眷戀，真可以說無以複加，比起常人要強烈得多。他還沒得腦中風的時候經常念叨：“在我還能走動的時候，讓我回一趟家鄉吧！”他渴望在他的暮年能夠再踏上故鄉鬆軟的草原，再喝一口家鄉純正的奶酒，再看看他魂牽夢縈的罕山。
2004年夏，在巴林右旗政府、內蒙古文聯領導和《花的原野》編輯部的大力支持下，為爸爸在他的家鄉舉行了《中國·蒙古文學巴林筆會暨阿·敖德斯爾作品研討會》。爸爸如願以償，最後一次回到巴林草原。
按照計劃，為了祝賀爸爸的80大壽，主辦方精心準備了一天的那達慕大會，在一片開闊的草原上早早就紮好了十幾頂蒙古包，十裏八鄉的牧民們都要來參加。可是，眼看活動日期越來越近，草原上卻下起了雨，連綿數日。爸爸曾在他的散文《草原喜雨》裏，這樣描繪過故鄉的雨：“雨，乳白色的雨啊！你就像母親般慷慨無私，把甘美的乳汁賜予大地，哺育了千裏草原。有了雨水，一切都有了養料、活力和生命！”下雨了，爸爸為草原鮮有的大雨而高興，可主辦方和我們卻擔心一連幾天的大雨會攪黃了那達慕大會。誰料到第二天一早起來，天空一絲雲彩都沒有了，初升的朝陽刺得人睜不開眼睛。《花的原野》主編烏力吉巴圖高興地說：“敖老真是寶爾罕，連長生天都給他老人家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