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知道敖德斯爾老師的名字，是在念初中的時候。那時，語文課本裏有篇散文，叫《額吉淖爾》，是敖德斯爾老師寫的。那時老師講課，都有個教案，裏麵有很多課本裏沒有的信息。老師念一遍課文後，看著教案介紹了作者的情況，讓我覺得那作者就在教案裏似的，一種神秘感縈繞在腦海。文字非常優美，我們一遍一遍地朗誦，很快背會了。課文的末尾有個傳說，說成吉思汗當年路過這裏時，把含在嘴裏的希克爾（糖）掉下了。隨行的大臣下馬要找那希克爾，成吉思汗下旨，說：“不用找了，讓那塊希克爾變成天下蒙古人吃不完的食物，喝不盡的飲品！”於是那個地方一夜之間冒出了一汪鏡子般明亮的鹽湖來。放假回家後，我煞有介事地給父母講那額吉淖爾的神奇，這就是最早我了解的敖德斯爾老師。後來，我上解放軍西安政治學院學習，一天晚上看新聞，正在報道茅盾先生遺體告別儀式，解說者介紹道，站在旁邊的一位高個男子是來自內蒙古的蒙古族作家敖德斯爾。雖然鏡頭一閃而過，但我永遠地記住了那神采奕奕的臉龐。那時，我是一名剛剛進入文壇的部隊業餘作者，當時被稱之為“工農兵作者”。有一次，我參加內蒙古人民出版社舉辦的一個兒童文學創作學習班，有幸聆聽了很多我所仰慕的文學名家的課，其中就有敖德斯爾老師。後來，我見敖德斯爾老師的機會就多了。我在軍區政治部創作組工作，他的三女兒烏日罕托婭在軍區文工團當聲樂演員，所以我們的來往自然就多些，還從部隊一同赴寧夏參加過《民族文學》主辦的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筆會。1986年初，我從內蒙古大學文研班畢業。敖德斯爾老師不僅出席了我們的畢業典禮，且從自始至終參加了我們自辦的聯誼活動。席間敖德斯爾老師把我叫到身邊，親切地問：“畢業以後，你去哪兒？”我說：“當然是回部隊了。”可他說：“你轉業到我們作協來吧！我原來也是從軍區轉業到內蒙古文聯來的。搞文學創作，在地方比部隊更好。”他說得很幹脆，顯然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當時，莫·阿斯爾、巴·敖斯爾等幾位老師也在跟前，也都熱心地幫他做我的工作。我激動不已，簡直有種受寵若驚之感。於是我回到部隊後，立即提出申請，並於當年年底脫下軍裝，轉業到文聯來，一幹就是20多年，直到退休。我到文聯後，敖德斯爾老師經常過問我的工作和生活。期間我翻譯他的一部中篇小說《生命之光》，敖德斯爾老師不僅逐字逐句地審閱，還用紅筆在我的原稿上做了多處訂正和修改，使我有機會當麵領略我的偶像和大師的指教。1990年我出版第一部譯作集《108顆兔糞或8枚金幣》，敖德斯爾老師親自為我這本小小的兒童文學譯文集寫序，並投稿到《文藝報》，還自己翻譯成蒙古文發表在《內蒙古日報》上。敖德斯爾老師的夫人斯琴高娃老師是文學翻譯界的老前輩，每次去他們家我都會詢問一些文學翻譯方麵的問題，她都不吝賜教。可以說，敖德斯爾老師和斯琴高娃老師給予了我無微不至的關心和指教，扶我跨上了文學這匹桀驁不馴的駿馬。後來，敖德斯爾老師患重病在家，我去看他時，他見到我就問：“你現在還翻譯東西嗎？”言語間既有關切，也有鞭策。所有這些至今曆曆在目，激勵著我。3月22日，我在鄂爾多斯收到薩仁托婭發來的噩耗，頓覺頭頂上的天轟然塌下，周身失重，不免想起老師一生的追求以及在那硝煙彌漫的戰爭年代沙場揮刀，在那熱火朝天的建設時期文壇揮毫，為曆史和民族所做的種種貢獻，以及對我個人的關愛，真正意識到老師的一生心中隻裝著文學和民族，而唯獨沒有他自己，甚至1996年榮獲自治區文學藝術最高獎——文學創作“索龍嘠”獎、藝術創作“薩日納”獎傑出貢獻獎後，捐獻全部獎金設立了“敖德斯爾文學獎”，以獎勵有潛力的文學青年。我想到這些，遂吟成一副挽聯：“戎馬英雄出生入死為草原解放鑄就崢嶸歲月，文學巨人著作等身為民族崛起造就幾代作家。”老師晚年寫過一部不朽之作《歲月》，可謂用生命和熱血所鑄成，也是對自己以及對他所經曆的風風雨雨的審視和反省。
如今，敖德斯爾老師永遠地離我們而去，我們失去了一位文學巨人、傑出的小說家、散文家、兒童文學作家、劇作家、電影文學家、慈祥的文學前輩和與我們朝夕相處的和藹老人。他的離去，意味著一個文學時代的終結和又一個新的文學曆程的延續。敖德斯爾老師留給我們的寶貴的精神財富，是永遠聳立在蒙古文學山脈中的一座峰巔和屹立在草原文化之林中的一座豐碑。
敖德斯爾老師永遠活在我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