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圈”和不怪的規則
散文
作者：聶爾
郭永東的小說寫得越來越大膽了。他寫夢境與現實的融合，寫處於精神分裂狀態的人和現實。這是很多人不敢寫也不願寫的。很多人至今拘囿於“現實生活”，唯恐寫得不像，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們——以及我們，都可以試問一個問題：寫得像了又能如何？其實就連“現實生活”都因為不知道自己應該像什麼和應該追逐什麼樣的目標而苦惱著。
我們的社會現實和我們的整個狀態都是精神分裂的。幻象漂浮，現實和曆史退潮般遠去，但我們懷抱被強加的、過時的觀念，可笑而執拗地站立在滔滔曆史的岸邊，以為這裏仍舊是世界的中心。我們像精神分裂症患者那樣偏執於一端，抱持一種與曆史和現實都不符的信念，並美其曰：現實感。我們仿佛看不到高速公路、高樓大廈其實都是超現實的，我們把這些一夜之間長大的怪物輕易整合進自己的現實觀念中，並強使自己的身心感覺適應之，以保持人格和世界觀的完整性。
對我們來說，世界隻起源於最近的30年間：家園遽變，童年消失，一夜之間昨是而今非，我們成了自己和他人眼中的陌生人，但我們卻當作什麼也沒有發生過，把所有病變埋藏在心底，任其發酵。我們像作案之後的罪犯，懷揣著案底，若無其事地行走在案發的現場。從另一角度看，這也有點像瘋人院的情景：瘋人們每天聚集在一個房間裏開會，十分認真地籌劃著和爭論著一個改變世界的行動方案，殊不知，無論他們如何行動，他們都已經置身於世界之外了。就在他們熱烈地討論著的時候，世界已在漸行漸遠。這就是目下的現實狀況——當然也包含著曆史的狀況：世界的建造者們在建造一個與己無關的特洛伊木馬，為的是讓不知何處的魔鬼成群結隊地鑽進來，開往不知什麼地方。人們的未來主義式的熱情，因為是前所未有的而無法將其命名，於是隻好僭越了拜物教的大名，其實它連拜物教也算不上，頂多隻是一個粗糙的馬克思名之為商品拜物教的東西。我們的夕陽西下的黃昏，美好的童年，都被不知羞恥地待價而沽，更遑認其餘的一切。我們的現實感已經被變賣，我們卻仍然像以往置身家園時那樣怡然自得。
但是，每一位寫作者，當他真正地收回目光，低下頭來，開始探尋進入萬古如新的文字花園小徑時，他會發現自己背負著巨大贅物，眼中插有梁木，虔信和安寧既已無法安放，彎曲的脊背和疼痛的雙目則正是他賦予這個世界的隱喻——世界在他身上，在他的肉裏。所以，他已無須觀望。他隻需吐出他身體裏的任何一個字，則必會是帶血的珍珠，生生不息的蛋。世界的壓力，它對人們的刺痛，迫使寫作成為結核病人口中流出的鮮血梅花，一種死亡的舒展和美。在大眾最不需要文學的今天，文學卻從無數悲傷個體的褲管裏麵滴落來，浸潤著腳下無人注目的土地。
無須高超的技藝，隻須彎腰撿起那些滾落的珍珠就可以了。在這個所有人都莫名跑動的大時代，一個人隻需停下來不跑，就可以替那些喘氣狂奔的人們說出他們顧不上說的話。他會從後麵看見，大時代的影子原來像兔子的尾巴一樣短促而令人心痛。我們現在隨便看看郭永東小說中的幾個句子，就可以看見在我們身處的這條時代的河流上，人及其思想怎樣就會如同河上蜻蜓顫動的翅膀一般，輕薄透明，飄忽無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