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馬屬大牲畜的曆史情況
馬屬大牲畜包括馬、騾、驢，是農村生產、運輸的主要動力。1949年以前北京郊區農業生產方式落後，生產水平很低，大牲畜的數量嚴重不足。1949年全市僅有馬屬大牲畜19萬頭。當時有百畝耕地者養騾馬1匹，30~50畝者養耕牛1頭，10~20畝者養毛驢1頭，養牛養驢戶農忙時，要與別人合作稱“插犋”、“幫套”，種10畝以下者一般沒有耕畜。人畜配和人拉犁，人拉車的現象較為普遍。
解放後黨和政府十分重視保護和發展牲畜。1949年4月3日市人民政府在解決春耕中的困難會議上，提出發動群眾自願互助解決牲畜不足的困難。以後又提倡增畜保畜，嚴禁屠宰耕畜，並號召開展驢生驢、馬生馬，母畜不空懷，大量繁殖牲畜的群眾運動。
隨著土地改革的完成和農業互助合作的興起，郊區農業生產逐步恢複和增產，馬屬大牲畜的存欄數不斷增加，1954年馬屬大牲畜的存欄數已達27.9萬頭，比1950年增加了46，但截至60年代初期馬屬大牲畜的結構，仍然是馬騾少，毛驢多。
在各級政府的領導下，通過自繁自養和積極引進，特別是自1963年開始各縣區陸續成立家畜配種站和推廣人工授精技術，馬屬大牲畜發展很快。
隨著城市發展和生產水平的提高，1973年8月市率立了整頓運輸辦公室，決定將近郊馬車調給遠郊，郊區送菜的馬車由汽車代替，再加上農機核化程度不斷提高、馬屬大牲畜的存欄數不斷下降。
由表61可以看出，馬屬大牲畜曾在50~60年代得到一定發展，1954年是曆史最高年份，曾達到存欄27萬多頭，以後多年保持在20萬頭左右，川年代以後，存欄頭數逐漸下降，到1990年全市馬屬大牲畜隻存欄14萬頭。
第二節馬屬大牲畜的飼養改良情況
解放初期馬屬大牲畜都是一家一戶分散飼養，喂養情況各不相同）一般都是“三麩二料五斤草”，的傳統喂養方式，隻有活茬重時才增加些精料，主要用途是農業生產和運輸。60年代隨著農業互助合作的發展，馬屬大牲畜歸隊集體飼養，由於自然災害和集體飼養後，各種不同牲畜混群喂養，管理粗放，喂養與使役脫節，再加上農業複種指數提高，活茬多，牲畜少，普遍使役過重。有些地區每頭牲畜負擔耕地50年畝，超過正常可能負擔的一倍多，又因草料不足，管理跟不上，普遍表現瘦弱不堪，死亡嚴、據當時的典型調查，盧溝橋公社共有大牲畜1878頭，其中10歲以上的1553頭，占10.7%，朝陽區高碑店大隊有大牲畜211頭，其中10歲以上的161頭，占80%，有的還超過20歲，由於老齡牲畜多，就更增加了使役牲畜的負擔。
1980年聯產承包責任製實行後，牲畜作價歸戶飼養，飼養管理條件有所改善。在馬屬大牲畜中馬存欄數下降的最多，驢雖也有所下降，但984年後又有回升，1980年比1984年增加了44%。
1960年以來，政府提倡自繁自養的方針，支持各級建立配種站，大力繁殖牲畜，截至1963年全市已建配種站249處（其中國營11處，社辦94處，隊辦144處），普遍弓進良種實行雜交改良，先後引進了蘇重挽、弗拉基米爾、阿爾登、頓河、蘇高血、阿哈、奧爾洛夫、摩根、貝爾修倫、俄羅斯重挽和蒙古馬等品種。主要分布於南郊農場（重挽馬基地），東郊、北郊馬場（頓河等、東風、雙橋馬場（蘇高血等），永樂店馬場（蒙古馬等）。
同時還引進了關中驢、勃海驢、泌陽驢和德州驢，加速了馬騾繁殖。1964年2月27日市畜牧獸醫站製定了《大牲畜配種站工作條例》（草案），要求配種站負責區域內實行定種畜、定任務、定人員、定收入、定支出，保證完成配種任條的苴定工作，區域內母畜種類、頭數品種、年齡進行普遍登記，並建立母畜配種卡和公畜配種記錄。
規定畜飼養標準，建立飼養管理和定期彙報製度，對後代進行鑒定等措施。隨著配種工作的加強，馬屬大牲畜得到恢複和發展，如大興縣1963年共有騾馬4723頭、，由於建立了配種站加？雖！配種工作，到1972年騾馬發展到10889頭，同時質量也有所提高，據調查蘇重挽雜交一代成母馬體高增加8.9%，體長增加9%，胸圍增加8.5%，管圍增加20%。房山和延慶等縣突出抓了驢生騾的“驢騾化運動”取得了較好成績，有利的改變了馬屬大牲畜的結構，提高了畜群質量。據有關縣區調查，通過雜交改良，馬屬大牲畜質量普遍提高。
50~60年代大牲畜的繁殖改良發展較快，飼養量增加，質量也有所提高，為農業增產和交通運輸都起了很大作用。進入70年代，由於農業生產機械化程度不斷提高及交通條件的改變，騾馬的使役價值逐漸被機械部分替代。種馬場逐漸撤銷了，配種站的業務開始萎縮，種畜得不到更新，飼養量年年下降，到1989年底，全市配種站係統僅存種馬30頭，其中蘇高血7，蒙古馬2，蘇重挽1，伊犁馬1，雜交馬19頭，配種任務基本上處於停頓狀態。
第三節馬屬大牲畜的現狀
全市馬屬大牲畜曆史最高存欄年份曾達到近28萬頭，到1990年隻剩下14.5萬頭，下降了近50%。現有馬2.7萬頭，騾6.7萬頭。
第四節偶蹄類大牲畜
役牛
一、役牛的曆史情況
1949年全市有役牛3萬頭，多屬血緣不清的黃色牛，也有少數黑牛或其他毛色牛，統稱黃牛。主要用途是耕田和田間短途運輸，由於飼養管理粗放，多數體型小，質量差。尤其山區則更差，農忙時用作使役，非農忙季節則放於山坡、河灘，甚至無棚舍設備，冬季大雪封山不能敢牧，僅給些整玉米秸補喂，再加群交野配，質量嚴重退化。
平原區的役牛一般沒有繁殖習慣，其來源多從山區和臨近地區的牲口市場。喪失使役價值的老殘牛則為城市牛肉提供貨源。
1949年以後黨和政府為了扶植農業生產，提高人民生活，及時提出了保護耕牛的措施，貫徹自繁自養為主外調為輔迅速增加養牛頭數的方針,隨著土地改革和農業互助合作的發展，農業生產不斷發展，養牛美數迅速增加，到1953年役牛的存欄數比1949年增加了一倍。對缺牛地區發放購牛貸款，1958年全市一次就由內蒙、新疆、吉林、山東、四川、湖南等省區購進役牛3161頭。1968年役牛欄數已達14萬頭，是1949年的4倍。70年代中期以後役牛的存欄數逐漸下降，隨著役牛的使役價值的降低，役牛的用途開始向肉用方向轉麥，1979年第一批16頭作為肉牛向香港出口。1986年以後牛的存欄數又開始回升。
二、役牛的飼養改良情況
60年代各縣區相繼建立起配種站對役牛進行雜交改良，曾先後引進了南陽牛、秦川牛、魯西黃牛和國外良種海福特、夏洛來和西門塔爾等，1965年8月市政府專門召開了大牲畜會議，號召發揚自力更生精神，掀起大力發展和繁殖大牲畜高潮，堅持自繁自養力爭幾年內平原達到每200畝地有1頭耕畜，提倡有條件的地區要建設繁殖基地。1974年澳大利亞在北京舉辦覽會，會後將14頭良種公牛全部留給北京，各級配種站充分發揮良種作用，促進了役牛的良工作。當時的配種站有的叫繁殖改良指導站，有的叫畜牧站等，總之這些站除搞配種繁殖外還有指導飼養管理的職能。這期間全市有各級站266個；其中國營11個，公社的88個，大隊及大隊以下167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