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北京市召開養豬會議，進一步重申要貫徹“公養私養並舉”的兩條腿走路的養豬方針，一要發展集體養豬，二要積極扶持貧下中農困難戶養豬，發展社員養豬，爭取1965年北京郊區養豬商品豬實現100萬頭。要求要像抓糧食生產一樣抓養豬生產，把養豬生產當作政治任務來抓。會後各區縣紛紛行動起來，大養特養其豬，各縣區都成立了畜牧領導小組，由主管書記或縣長掛帥任組長。養豬生產得到全麵恢複和發展，1965年全市存欄豬達到145.4萬頭，出售商品豬達到934萬頭，出現了養豬生產上的第二次高峰。
正當北京郊區養豬生產蓬勃發展的大好時期，196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文革”期間把60年代初市委、市政府製定的發展農村經濟的各項政策，當作反革命主義路線加以批判，取消或限製社員家庭發展副業，把社員家庭副業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取消了扶持養豬生產的各項政策，把收購生豬獎勵標準和集體生產隊養豬留料標準當作物質刺激加以批判。狠鬥了社員養豬的私，甚至樹立了農戶不養豬的“先進典型”。社、隊取消了留給社員養豬的飼料糧，將自留地收歸集體，減少了留給社員養豬飼料來源，農民養豬生產積極性再次受挫。集體豬場以“抓革命”為主來“促生產”，“大鍋飯、平均主義”管理混亂，集體養豬是“一天三上槽，一次喂三瓢，到時就還朝”。由於“文革”的影響，養豬生產逐年下降，到1970年全市商品豬由1965年的93.4萬頭。減少到65.3萬頭，下降了30.1%，養豬生產再次降至低穀。
第三節1971~1987年養豬生產的第三次起伏
1970年以後，北京市積極貫徹執行了周恩來總理在北方業會議上提出的“積極發展集體養豬，鼓勵和支持社員戶養豬”的精神，市委批轉了“北京市養豬生產會議紀要”，紀要中批判了限製集體和社員養豬的形“左”實“右”的錯誤做法和所謂的修正主義路線。逐步恢複了文革以前國家支持集體和社員養豬的各項行之有效的政策。對養豬生產進行了重新規劃，要大養特養其豬，爭取在3~4年內養豬生產發展為每個農業人口一人一頭商品豬，重申了堅持公養和私養並舉的兩條腿路的方針。為加強對養豬生產的領導，市政府（革委會）恢複成立了畜牧生產領導小組和畜牧辦公室。一係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有效地促進了養豬生產的恢複和發展，1972年全市商品豬突破100萬頭大關，達到了125.6萬頭。
這一階段養豬生產技術開始得到開發研究和應用，開展了豬人工授精技術的研究，開展了豬的雜交利用，用外地品種與當地品種雜交生產商品豬，養豬生產水平有所提高。1975年中央撥給北京部分養豬專項飼料，支持京郊開展半機械化養豬，1976年開始半機械化養豬試點，興建飼料加工廠。同時各級領導對養豬生產認識進一步統一，專業技術幹部知識得到發揮，在試點基礎上開始全麵興建半機械化養豬場和推廣應用混合飼料。粉碎“四人幫”以後，1977年全市召開千餘人畜牧水產表彰大會，進一步落實了發展畜牧業的有關政策，總結推廣養豬生產先進經驗，成立北京市畜牧水產局，進一步加強對畜牧業生產的領導。
黨的十一屆三中會會以後，黨中央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從農村實際出發製定了一係列發展農村經濟的政策，逐步落實農業生產責任製，進一步調動了農民養豬生產的積極性，使養豬生產飛速發展。1980年全市商品豬突破200萬頭大關，達到228.3萬頭，比1975年的130.4萬頭增長75，5年時間增長商品豬、974萬頭。這階段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對發展半機械化養豬缺乏經驗，養豬生產工藝和良種、飼料、飼養、管理等技術都不配套，雖然促進了養豬生產發展，但在後來的養豬生產中未能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大部分半機械化豬場轉產從事了其他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