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北京市召開大牲畜專業會議，提出發揚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掀起大力發展和繁殖大牲畜的高潮。
12月順義縣畜牧獸醫站、北京市畜牧獸醫站總結《陳各莊大隊豬場試行生飼料喂豬的經驗》。
12月經過幾年的調整,以養豬為主的畜牧業有了全麵恢複和發展，年末養豬存欄145.3萬頭，比1961年增加1.4倍，收購生豬93.4萬頭，比1961年增加9倍。
1966~1976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把60年代初期市委對農村政策的調整，當作“修正主義路線”加以批判，取消或限製社員家庭副業，把社員家庭養豬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有的社、隊把社員自留地收回統一耕種，社員家庭飼養業受到打擊，使郊區畜牧業又受到嚴重挫傷。1970年以後，北京市貫徹了周總理在北方農業會議上提出的“積極發展集體養豬，鼓勵和支持社員戶養豬”的方針，以養豬為主的畜牧業在曲折中前進。
1966年
4月北京市召開養豬專業會議，會議提出搞好養豬要突出政治，突出毛澤東思想，樹立為革命而養豬的思想。要消滅還沒有集體養豬的500多個白點隊。生料喂豬是一項重大改革，要有計劃地推廣，要抓好種豬改良。
1967、年
2月北京市“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成立，由北京衛戍區劉紹文、張益三等人主持。
3月22~24日市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召開畜牧工作會議，再次提出執行“公養私養並舉，以私養為主”的養豬方針；大牲畜生產上要堅持“自繁、自養、自用”為主的精神。
9月北京市畜牧獸醫研究所和北京市良種場對飼養繁育長白豬作了初步總結。
1968年
6月市農林局、糧食局、副食品商業局、供銷社的革命領導小組發文批判市委“大搞物質剌依靠糧食養豬，對肥豬和仔豬實行一套高獎勵政策的修正主義路線”，聯合發出《關於取消收購生豬獎勵標準和改變生產隊集體養豬留料標準的意見》。
1969年
8月4日市革委會農林組《關於京郊養豬情況的調查報告》說，在思想認識上，混淆了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界線，說社員養豬是“私”字，是“資本主義尾巴”，有些地方鬥了社員養豬的“私”，甚至樹立了戶不養豬的“先進典型”，許多社員不再養豬。在政策性問題上，許多社、隊自行變動了養豬政策：①以反對物質刺激為名把隊裏留給社員的飼料糧辦法取消了；②部分社、隊把自留地收歸了體，減少了社員養豬飼料來源；③不少社、隊規定社員下地不準帶草筐，社員不能收集青粗飼料；④有些社、隊搞了獻“忠”字肥運動，把社員戶圈肥無償獻給集體。這些都影響了社員養豬。
1970年
9月5日~8日市革委會召開了養豬生產會。會議批判了限製集體和社員養豬的形“左”實右的錯誤做法和所謂的“修正主義路線”。貫徹了當年周總理在北方農業會議上提出的“積極發展集體養豬，鼓勵和支持社員戶養豬”的養豬方針。恢複了“國家對集體和社員出售肥豬和繁殖仔豬飼料糧，補助指標不變”的政策。成立了畜牧領導小組，由向前、王純、王憲等6同誌組成,原市飼料小組改為市畜牧辦公室。
1971年
2月25日市畜牧辦公室、市二商局聯合發出了關於確定雙橋農場西豬隊等11個良種繁殖場和今後飼科供應辦法。
3月12日市革委會召開全市畜牧指導員工作會議。總結養豬回升經驗，提出加強領導，落實政策，使養豬有個大發展。
6月阿巴尼亞提供給我國新漢森和普裏穆斯、白洛克兩個肉雞品種的種蛋。當年農林部由秘魯進口3.5噸魚粉，本市以魚粉作為動物蛋白飼料在全市推廣。
1972年
當年.雙橋農場、北郊農場、市畜牧獸醫站、市畜牧研究所共同總結了北京黑豬的選育工作。經過十幾年努力，北京黑豬它成為生長快、腹油多、肉質好、抗病力強、適應性廣的優良品種。
當年北京市副食品商業局調整了生豬收購價格。為鼓勵養大豬，在原收購等級上增加一個特級，凡出肉率在72以上的為特級豬。年末，生豬收購達到125.9萬頭。
1973年
2月北京農業大學畜牧係部分教師根據王震同誌指示，對北京郊區進行了考察，提出養豬,應采取簡單經濟雜交，北京黑豬推廣純繁；
銅料，著重考慮提高飼料報酬，縮短育肥期；
開展人工受精；
發展養牛，采用肉用種公牛與本地母牛雜交；
發展家禽，建立北京種鴨場。
7月1日“北京動物檢疫站”正式開展工作，結束了由外貿局進行動物檢疫的曆史。8月成立整頓運輸辦公室，近郊馬車調給遠郊社、隊，用汽車代替馬車進城送菜，壓縮了種馬場，大家畜數量逐步下降。
10月18日市召開養豬會議，中心是抓好冬季養豬，爭取1974年實現一人一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