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郊區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郊區社、隊無償調撥社員家庭養的豬隻，社隊隊大辦養豬場，實行打擊農民個人養豬的方針，有些社、隊還將社員的自留地收歸集體經營。1959年和1960年又連續提出要貫徹執行“以公為主，私養為輔”的養豬方針，提倡用草炭喂豬和社員戶養豬不能超過2頭的極左口號，這些都嚴重挫傷了社員養豬的積極性，再加上糧食減產，飼料嚴重缺乏，郊區養豬下降到曆史最低水平。1961年末養豬存欄60.6萬頭，當年交售生豬降到9.3萬頭。
1962年北京市貫徹執行予中央提出的“公養私養並舉，以私養為主”的養豬方針，強調農家戶養，恢複了社員的自留地，並調整了肥豬的收購價格和仔豬、肥豬的獎售糧，提高了母豬留料標準，再加上糧食生產又連續增長，養豬生產出現迅速回升趨勢，1965年交售肥豬達到93.4萬頭。
可惜好景不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把過去養豬的獎勵、獎售、留料標準，發展農民家庭養，都當作“修正主義”來批，把農民家庭養豬當作“資本主義尾巴”來割掉，取消了社員的自留地，社員家庭養豬又一次受到嚴重打擊。到1970年累計養豬由1966年的236萬頭下降到195萬頭，生豬交售量下降到65萬頭。1970年又恢複了獎勵和獎售政策，實行“集體和戶養並舉”的方針，郊區生豬生產又得到恢複和發展。1972年交售生豬達到126萬頭。此後養豬持續發展，到1978年生豬交售量增加到183.6萬頭。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集體豬場有的承包到戶，有的聯產承包，也有的分豬到戶，集體豬場大大減少。同時實行國窣、集體、個人三者一齊上的方針，養豬專業戶、重點戶普遍得到支持和發展。1980年生豬交售量達到2288萬頭，但是進入80年代以後，生豬交售又出現逐年下降的趨勢，1985年交售119萬頭，整個“六五”期間，生豬生產出現平均每年.8%的負增長。城市豬肉供應又一次出現緊張的局麵，主要原因是單一的靠戶養，而戶又沒有突破傳統的飼養方式，勞動效率不高，經濟效益低，隨著市場開放，生財門路增多，不少養豬戶轉業，造成養豬數量大幅度下降。
為了幫助北京發展生豬生產，特別是瘦肉豬生產，國家經委和農牧漁業部於1987年向北京市下達了《瘦肉豬生產係列工擇項目》。這是國家“七五”期間12個重點工程之一，“項目”要求采用國內外先進科學技術，逐步形成以良種繁育為中心的發展瘦肉豬生產體係。到1990年北京市生產了160萬頭商品瘦肉型豬。項目共投資6308萬元，是京郊生豬生產投資最多的一次。
在實施瘦肉型豬係列攻關項目的同時，北京市委、市政府為了發展現代化規模養豬，使養豬生產向專業化、商品化、現代化生產邁進，建立起穩定的生豬生產基地，從1988年全麵開展了現代化規模豬場建設。1990年末瘦肉豬係列工程達到竣工要求。該項目，以良種繁育為中心的係列項目全部達到要求，其中瘦肉型商品豬達到163萬頭，以100頭成年豬為一個標準規模豬場，建成自然豬場916個，總規模可飼養.12.54萬頭成年豬，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郊區養豬麵貌，使養豬也朝著工廠化、機械化、集約化的大規模生產邁進。
牛、羊等草食家畜，從70年代引進肉用種公牛海伏特、夏洛來等開始改良黃牛，引進蓋縣絨山羊等，但受價格限製，牛、羊等始終發展不利，到1985年出欄肉牛隻有0.85萬頭，出欄肉羊13.8萬頭。1985年5月，牛、羊的價格放開，實行議價議銷，從而促進了牛、羊的大發展。1992年出欄肉牛達到7萬頭，出欄肉羊60萬隻。
北京郊區的畜牧業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改革開放大潮的推動下，在“六五”、“七五”兩個五年計劃期間，連續登上兩個台階。“七五”期末的1990年畜牧業總產值為11.54億元，為1985年的1.75倍，畜牧業總產值已占農業總產值的41%。北京郊區的禽蛋、生豬、奶牛（另有專誌）等不僅數量增長，而且發生質的變化，首都副食品市場肉、禽、蛋、奶得到充分供應，北京鴨、火雞、鵪鶉、肉鴿、珍珠雞等也琳琅滿目。北京郊區已成為首都穩定的副食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