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刪除了種族、政治、陋俗、友情、親情、命運等內容。布魯斯東認為小說和電影是兩種不同的藝術程式，它們“更受著不同的起源、不同的觀眾、不同的生產方式以及檢察機關不同要求的製約。小說總是擁有為數不多的讀者，是一位作家獨立寫作的，且不受檢察機關幹涉。而電影是靠多數人完成，觀眾支持，在工業化條件下集體生產的，並且靠法律控製的”[2]36。小說文本表達作者獨特的內心感受。而電影是傳播，電影依靠改編、攝影、表演、配樂、剪輯等共同來構成，且麵對觀眾和管理部門的審查。而“電影受製於投資方式、生產方式、官方審查，所以較少涉及政治、種族、宗教等敏感內容”[2]33。於是，編劇刪除了1973年的阿富汗政變、俄國在阿富汗的血腥統治、阿富汗30年內戰、塔利班種族清洗等敏感內容。這樣的刪除雖然在小說文本和電影劇本之間取得了某種平衡，但卻改變了小說的韻味和內涵，改變了作品的主題。
（二）基於主題的刪除
“從文學作品到電影的改編不應該局限於對於原文故事的忠誠度，也不是對於其內容簡單地重複，改編本身是一次文學創作活動。它把原作分裂又融合，甚至加入了一些其他要素，因此，它把原著的深奧本質大大地修改。”[3]編劇在確定背叛和救贖主題後，就以小說為原材料，重新進行加工。
1.刪除了部分與主題無關的情節。編劇刪除了阿米爾逃亡美國後與父親的艱難生活、自己從虎穴歸來治療、收養索拉博所遇到的法律問題、自己與妻子四處求子、索拉博的美國生活等與主題無關的內容，隻保留了與背叛和救贖相關的內容。例如在小說文本中“我”的一家初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內容有較大的篇幅。在跳蚤市場“爸爸經常跟這些人打招呼，這裏機械師和裁縫兜售有擦痕的自行車頭盔和舊羊毛衫，可是過道兩邊是原來的外交官、找不到工作的外科醫生和大學教授”[1]154。作者用這樣的身份地位、行為的反差，來反映阿富汗難民在美國的艱難生活。可是這些內容因與救贖主題無關都被刪掉了。
2.刪除或簡化人物。為了人物簡潔和故事情節緊湊，編劇刪除了醫生護士、律師、海關的工作人員、司機的妻子孩子等人物。簡化了“我”的妻子、哈桑的妻子法莎娜、哈桑的母親莎娜芭、哈桑出生不久就去世的女兒莎莎，都是小說文本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小說中，法莎娜有著一雙淡褐色的美麗眼睛、表情羞澀。在艱難的歲月裏，她陪伴著哈桑、養育孩子、照顧母親。但如此美麗善良的女人卻被塔利班打死。作者用這樣一個女性角色來反映阿富汗千千萬萬女人的生存狀態，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在電影劇本中，編劇隻是通過拉辛汗的口將她一筆帶過。
經過刪除和簡化後，一部對祖國“愛之不幸，怒其不爭”情感複雜的小說，變成了隻討論背叛與救贖的成長故事。
二、調整敘述順序
巴拉茲認為，“一個真正的改編者在改編時，就會把原作僅僅當成是未加工的素材，從自己的藝術形式特殊角度來看待這段未加工的現實生活，而不在於素材原本的形式”[2]36。編劇在明確小說取材範圍後，用電影的藝術方法來重新加工這些素材，將從文字變成影像語言。
（一）壓縮類似內容
由於時間限製，對主要場景對話進行壓縮，或將類似的場景合並。例如在父親對拉辛汗講述阿米爾的懦弱的部分，電影編劇把小說中的35句對白壓縮到10句，並將前後的順序改變。使對話更加言簡意賅，說話的方式和思維順序更符合美國人的習慣。
（二）增添必要過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