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暑氣彌漫的初秋,我在高山井這條青石板的小街上來來回回地走,差不多是挨家挨戶地尋找可以租來開茶館的店麵。然而就在店麵快要落實的時候才猛然獲悉,茶館也不是想開就能開的,得經過派出所允許。我恰好認識一位派出所的小領導,小領導也曾愛好文學,還一起開過筆會。於是我滿懷希望地找到這位大腹便便的小領導,小領導卻非常公事公辦地拒絕了我。失落和羞憤像兩條小蛇咬噬著我,當我再次經過教院門前那家熟悉的酒館時,腦子裏全是吱吱吱的喝酒的信號。我沒有上樓,坐在大堂深處的陰影裏,一碟花生米,一盤豬頭肉,一瓶鹽都高粱酒。沒有朋友的飲者是孤獨的,而孤獨的飲者傷心人別有懷抱。一瓶酒見底,我趴在桌上睡著了。醒來時夕陽西下,倦鳥歸林。我獨自踩了自己長長的影子,穿過高山井窄窄的街道和田野,沿著那條青石板小路走回了機器轟鳴的東鍋廠。
從某種意義上講,人來到世界就是為了受苦受難。命要活,孩子要養,生活要繼續,你就得拚了老命把人生的青石板小路繼續走下去。這時,東鍋廠這個曾經牛逼至極的大企業,也開始減員下崗。這一回,我提前走了後門——不是為了上崗,而是為了下崗,下崗後,可以領一點生活費,但不需要天天到車間幹活。我決定,寫作謀生。也就在這時,通過一個朋友介紹,一個姓舒的老板,以極低的價錢,把他位於高山井的一套房子租給了我。於是,我搬到了高山井——其實離高山井還有一兩百米的距離,它位於教院背後那座山的半山腰,得穿過教院圍牆外的一條三尺寬的小路,才能走到高山井。站在我家的陽台上,正好能俯看大半個教院校園:一方池塘,塘前立著吳玉章銅像,塘後是曲曲折折的綠廊,綠廊上是長勢良好的紫藤,一些年輕的身影徘徊在池塘邊和綠廊下。想想幾年前,我也曾是他們中的一員,如今卻不得不為了生活操碎了心,人生的落差之大簡直可以用來發電。
我和世界通過兩個東西保持聯係。一是東鍋的收發室。每隔一天,我就會穿過教院和東鍋之間的那座山,花費二十分鍾走到收發室,在那裏,總有一些信件和彙款單等著我。通過它們,我得以在精神和物質上繼續堅守。另一個是掛在腰上的傳呼機。要命的是,家裏安不起電話,接到傳呼,必須跑到高山井才能回複。好在那時年輕,兩百米的山路一天跑幾個來回也不覺得累。或者說,因為傳呼總會帶來希望,才不覺得累。這些傳呼,除了少數是本地朋友約酒約茶外,大多是外地編輯約稿談稿。記得阿來曾以傳呼的方式為我介紹了第一本商業寫作的書稿。他說成都一個姓何的書商,約他寫一本日本企業家的傳記,而那時他已經有了名氣,不需要再做這種命題作文了,想到我還在自貢受苦受難,就推薦了我。阿來說,你可以給他談五十元一千字,並預付兩千元。但就像魯迅先生調侃過的那樣,“這是因為他是老作家,所以非常優待,假如他年紀輕,餑餑就隻能有十個了”。所以,幾天後當我和書商在成都一家酒吧裏見麵,書商便把給阿來開出的五十元一千字、預付兩千元,降格為四十元一千字、預付一千元。
盡管餑餑不是之前的十五個而是十個,但畢竟能夠掙餑餑填飽一家人的肚皮,也還是難得的好事。所以,我和書商簽了合同,領了定金,買了幾本書,興衝衝地回到高山井。接下來的兩個月,天天坐在電腦前幹活。幹得累了,走到陽台上,乍見外麵春色大好,妖桃冶李,粉蝶花蛺,春天又一次不知不覺地降臨到了高山井這條破舊晦氣的老街。
在寫日本企業家傳記的間隙,我還得插花似地寫些短平快的小稿子,並在一個個夜深人靜的夜晚,用打印機將它們打出來,裝進信封寄往各地的報刊,這樣才能保證收發室裏的彙款單如同一條山間的小溪那樣細流涓涓卻從不斷絕。好在那時候的報紙,不論是養豬的還是宣傳計劃生育的,都要風雅或附庸風雅地辦一個甚至一個以上的文學副刊。所以我便成了我所居住的那座幾十萬人口的城市裏,唯一一個以寫作為生的異端和另類。那時候,由於在重慶的幾家報紙上發的作品太多,以至於被誤認為重慶人,特意在我的名字前麵加了重慶作家的定語。
高山井背後是縱橫數裏的山巒,地勢平緩,山上住著少許人家,大麵積的土地交給了雜草和野花。日本企業家的傳記已經快寫完了,春色漸深,太陽日日從高山井對麵的另一列山巒上亢奮地爬上來。好些個下午,我帶了女兒,沿著山路走到屋後的山坡。在一塊野花怒放的平地上,微風吹拂,很快將我們的風箏送上天空。女兒興奮地拍手歡叫,我躺在草地上,眯著眼抽煙,享受著那段艱難歲月裏難得的悠閑與寧靜。那時候我已然明白,生活其實就是這樣一種東西:它原本是一條黑暗的路,卻又總是在不遠的前方設置了一些燈盞,讓這些燈盞引誘你繼續走下去。除了走下去,我們別無選擇。或者說,別無選擇本身就是一種選擇。
離開高山井是在兩年之後。盡管通過電腦前的辛勤耕耘,生活已經大為改觀,但我仍決定離開自貢,離開高山井。既然烘烤著的魚都有可能夢見海洋,那麼高山井的蛙也有機會不再呆坐井中。那是一個曉風吹寒的清晨,天色尚早,大多數店鋪的板門還沒打開,隻有幾家生意興隆的老茶館裏坐滿了大聲咳嗽、大聲聊天的老人。一些青色的煙嵐淡淡地飄在高山井背後的山腰,那裏,有過我和女兒放風箏時滴落的歡笑,也有過我獨自踩著小徑散步時的太息。當汽車經過我無數次醉過唱過的那家有槐樹的酒館,我看見幽暗的店堂空無一人,一筐剛買回來的蔬菜放在吧台上,青翠欲滴,與它遙相呼應的,是吧台後麵的貨架上,一排土頭土腦的鹽都高粱酒。它們全都沉默不語,像在耐心等待飲者的到來。我知道,於我而言,一個時代就以這種風平浪靜的方式結束了。那些和這條老街有關的青春的怒放或生活的夾磨,將會在多年以後的另一些雨夜,在我深吸一口香煙之後,把它們從記憶的海洋裏打撈上岸。
在後街
後街是城市的後院。當各種體麵的、優雅的、浮誇的東西都被精心擺放在有如客廳的商業廣場、迎賓大道和高尚社區,後街注定是邊緣的、落寞的、張惶的,但同時,也意味著它是最原生態的。當大拆大建成為每一座城市最熱衷的日常節奏,隻有不為人重視的後街,還有可能保留舊時的房舍、舊時的街道、舊時的人家和舊時的生活。所以我的經驗是,倘若想真正了解一座城市的本來麵目,了解當地人民的本真生存,最好的辦法就是深入到它的後街。
富順的後街卻稍有些不同。套用阿Q先生的話說,那就是“我們先前——可比你闊的多啦”。原來,沱江北來,在縣城西北劃了道弧,江流被關刀堤一截,水勢頓緩。在靠城的一側,形成了一個修長的港灣。眾多南來北往的船隻,都在這裏停泊,進出的物資和來往的旅人穿街越巷,從那道叫作迎江門的城樓下經過,這一帶便熱鬧而喧嘩。迎江門一帶,正是富順的後街。也就是說,富順後街曾經是古老縣城的迎賓大道,也是客廳和臉麵,隻不過時過境遷,它才慢慢衰敗成了後來的蕭條模樣。
1989年初秋,當我走進富順後街時,雨過天晴,窄窄的青石板鋪成的街麵年久失修,坑窪不平,走在街上,一不留神,一道渾濁的水柱就從石板的縫隙裏激射而出。丈把寬的街道兩旁大多是住戶,偶爾點綴似地插了幾戶商家,無非是雜貨店、小酒館或老茶館。與後街毗鄰的幾條小巷,幾乎沒有商家,亂七八糟的曲徑通往一個個老舊的大院,朽木為窗,亂石為牆。大雜院裏,黑貓打盹,黃犬入眠,獨有一座麵積頗大的廢園,殘垣斷壁之下,一叢金黃的菊花開放得熱烈而孤獨,就像漆黑夜裏點燃的一隻火把。
我是到縣城讀高四的。那年頭,大學的升學率隻有百分之五,我所在的趙化中學,那一年,全班數十號人,最終隻考取了三個師專。所以,各地紛紛辦起了補習班。我就讀的文科補習班,是由全國重點中學富順二中的幾位老師開辦的,校址租在了教師進修校。進修校偏居後街深處,得走完大半裏長的後街,再穿過兩條巷子,才看見進修校灰白的校門。巷子又窄又彎,曲如鴨腸。大多數地段,巷子兩旁的房簷幾乎就要碰到了一起。我得從一些人家的窗戶下經過。一邊走,一邊觀察別人的生活:四個老頭在悄無聲息地打麻將;一個少女在練習手風琴;兩個老太太在小聲拉家常;一對婆媳在大聲吵架;一個光膀子的大漢坐在菊花蔭裏大碗喝酒;一隻蒼老的黃狗無精打采地躺在潮濕的泥地上,任由一群蒼蠅在它濕漉漉的鼻子上興致勃勃地飛來飛去……
進修校也很微型,隻有三棟房子和一個巴掌大的操場,粗大的梧桐枝繁葉茂,使得操場更加逼仄。進修校後麵是一座低緩的山坡,樹木蓊鬱。進修校的校長是個矮胖的中年人,頭發稀疏,卻很用心地梳理得油光可鑒。開校時他到班上講話,重點是告訴我們這群農村來的孩子,進修校的衛生間是水衝式的,下麵有化糞池,不能把雜物扔進廁所裏。他抑揚頓挫地說,尤其是你們女生,你們用的那個衛生巾,啊衛生巾,千萬不能扔進廁所。我注意到,這句話,他的重音放在了衛生巾三個字上,說到它們時,他的眉毛輕輕地往上跳了一下,女生們大多羞愧地低下頭。僅此一個細節,我便對這個不倫不類的鳥學校生出幾分厭惡。
非常意外的是,剛開學兩三天,程紹彬竟然也來複讀了。程家與我家是世交,我們同一個村,更重要的是,此前一年,我們曾一起創辦詩社,出版社刊。當時,他是我最好的朋友。那天中午,我們沒在進修校食堂吃飯,而是穿過兩條幽深的巷子,走到了相對寬闊的後街,坐進了臨街的一家小餐館。在那家餐館裏,我們從中午十二點喝到下午三點,興猶未盡,又找了第二家小餐館,坐下來再喝,一直喝到街麵上有三三兩兩的同學背著書包回家,我們才發現,天色已晚,而我們依然沒有喝醉。